资料图：刘国祥研究员在2022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做主题报告。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网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 孙自法)作为中国史前南北两大强势文化集团，距今6500-5000年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距今5800-5300年的长江下游凌家滩文化如何交流、交往、交融？两者间代表性的玉器文化怎样互动影响？这些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也吸引学界持续聚焦研究。

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17日线上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玉器专家刘国祥以“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相互关系探讨——以玉器为主线”为题做首场学术报告指出，比较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两者分布不一、生业不一、葬俗不一、陶器群不一、玉器群不一、石器群不一，其中，两地出土玉器感觉相近，互相之间有借鉴，但又完全不一样。

他说，玉器交流互鉴上，红山文化对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玉人、斜口筒形玉器、玉龙与龙形器、勾云形玉器、双猪首玉器、玉璧、玉玦，凌家滩文化对红山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玉璜、玉石钺、玉环(镯)、亚腰形玉珠。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典型玉器比较。　论坛报告截屏

红山文化玉器如何影响凌家滩文化

刘国祥研究员指出，红山文化站立玉人与凌家滩站立玉人形制上基本一致，均为整身直立，双臂向上紧贴上身，作虔诚状，但凌家滩文化在继承红山文化用玉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如凌家滩的两套玉人，均戴有纵梁冠，这一首创式的冠饰影响到后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商周时期神面冠饰的形制。玉人或直立或屈膝微蹲，凌家滩万氏坟新出跪姿玉人像的形态与那斯台遗址出土石雕人像的跪姿基本一致，均与红山文化直立式玉人和屈膝微蹲的石雕人像如出一辙，应是受到红山文化影响的结果。

斜口筒形玉器是红山文化首创的祭祀、通天的工具，凌家滩玉龟状扁圆形器应该受红山文化的影响，但使用方式已经发生改变，是占卜的主要工具。

玉龙与龙形器方面，红山文化有C形玉龙、玉猪龙，凌家滩文化有龙形器，蜷体、有角、脊部有阴刻线纹，首尾相接。两地玉龙存在相关性，红山文化C形玉龙与凌家滩的大玉猪、玛瑙猪与龙形器均有獠牙，或与史前的崇猪习俗有关，但两地差异大于共性，如两地玉龙的佩戴方式不同。商代玉龙则承袭红山文化玉龙的传统。

勾云形玉器方面，红山文化出土大量的勾云形玉器，且形制多样，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玉器系统，此前凌家滩遗址没有发现勾云形玉器。凌家滩遗址最新发掘出土的勾云形玉器的残角，显然是受到红山文化影响的结果。

双猪首玉器方面体现红山文化对凌家滩文化的影响，凌家滩出土的双猪首翅玉鹰背负八角星纹，在红山文化中可见双猪首三孔形器，两者存在密切联系，均表达通天概念，应该存在相同的宇宙观。

玉璧方面，红山文化发现数量较多的玉璧，整体形态偏大，而在凌家滩文化中以小玉璧居多。玉璧上钻孔是东北地区玉璧的传统，凌家滩文化中等距钻三孔应受红山文化影响发展起来。

玉玦方面，玉玦是辽西地区的用玉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早中期均有玉玦的发现，凌家滩玉玦发现有条形玦、璧形玦等不同的种类，且钻孔方式有别，显示用玉制度不同。红山文化晚期，玉玦几乎绝迹；而在凌家滩文化中，玉玦却仍旧广泛流行。凌家滩文化玉玦应是受西辽河流域史前玉玦间接影响的结果，多件玉玦在同一座墓葬内共处，玉玦的使用功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凌家滩文化玉器对红山文化有何影响

刘国祥表示，玉璜方面，红山文化目前仅发现7件，以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出土1件双龙首玉璜为代表。凌家滩文化共出土150余件玉璜，凌家滩墓地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遗存中出土玉璜数量最多的墓地，主要有弯条形璜、双虎首璜、桥形璜、锯齿形璜、出廓形璜等形制，并且出现单、双、三、四、五件玉璜成组配伍使用的用玉制度。中原地区虢国墓地出土的七璜连珠组玉佩的缀合方式可在凌家滩墓地找到源头，这显示出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红山文化使用玉璜的传统应该也是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

玉石钺方面，红山文化玉钺的传统，应该是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目前凌家滩玉钺出土于16座墓共计37件、石钺出土于35座墓共计200件，其中玉石钺共出墓葬11座，各墓葬基本存在石钺数量大于玉钺数量的现象。凌家滩玉钺基本为风字形玉钺，而石钺为宽体椭圆形、风字形两种形制，从玉石钺的出土情况反映出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现象比较突出，这与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用玉制度不一。红山文化共发现9件玉石钺，在形制上与凌家滩的宽体椭圆、风字形石钺的传统一致，应是受到凌家滩文化影响的结果。

玉环(镯)方面，红山文化玉环多单件或者双腕佩戴，但在凌家滩文化中墓主人和玉人是双腕佩戴多件玉环。在南宝力皋吐小河沿文化即存在手腕戴多件大理石镯的证据，这种习俗是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但是属于文化滞后。

亚腰形玉珠方面，红山文化出土数量较少，而在凌家滩文化大量出土，亚腰形玉珠是凌家滩文化对红山文化的影响。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核心作用

刘国祥介绍说，红山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其四个类型之间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密切联系。从文化发展面貌看，那斯台类型和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区域性特征较为显著；魏家窝铺类型受到中原影响较大；哈民忙哈类型则可能受到东北地区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影响。其中，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处于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牛河梁遗址成为红山文化共同体的祭祀和埋葬中心。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2019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课题，并作为长江流域5处区域核心聚落之一被纳入新一轮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

刘国祥表示，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南北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关系，其背后蕴含有深刻的寓意，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动式关系。

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和连续发展的光辉历程，是延续文明血脉的核心物质载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玉器发挥出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功能，是各民族融合发展和团结进步的重要物质见证。

“红山、凌家滩这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中国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从中能够真实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未来值得深入探讨。”刘国祥强调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