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枢 访谈 嘉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抓经济体制改革

就是抓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如何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牵引作用？

荣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从经济领域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高水平方向持续迈进，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健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更加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突出地位。这意味着在推进各项改革时，经济体制改革是要重点考虑和推进的领域。主要是通过集中力量和资源，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定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方案，通过政策引导、制度创新等方式，优先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这种方式有助于快速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其目标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类似“火车头”。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自身要深入推进，还要通过其改革成果和经验，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动力，推动各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

改革是为建设、为发展服务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改革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牵引作用。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就是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搞好了，牵引作用发挥得更好了，可以化解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有利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

8月17日，繁忙的武汉阳逻国际港。汉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船舶出入境数量连续五年居长江中上游首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胡艳 摄）

市场经济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

都经历了思想上的破冰、行动上的突围

记者：您刚刚讲到，经济体制改革搞好了，牵引作用发挥得更好了，可以化解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化解了哪些深层次矛盾？

荣枢：与一些国家的改革路径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基层，尤其是农村经济领域，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逐步积累经验并推广，最终形成全国性的改革浪潮。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破解了许多深层次矛盾，产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几十年前，改革大潮初起，回到城里的下乡知青摆路边摊，售卖“大碗茶”，内心忐忑，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有的农民把人民日报的文章剪下来贴到扁担上，作为“合法”依据，挑着农副产品去赶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国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非公有制企业在数量、规模以及自身竞争力等方面都获得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历史上的很多改革故事，今天看来好像难以理解，市场经济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好像波澜不惊，其实都经历了思想上的破冰、行动上的突围，有艰难、有冲突、有跃升。

1983年，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书中写道：“苏州、无锡、常州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基本相同，我称之为苏南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农民依靠自身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发展；市场调节是主要手段。仅以堰桥乡点燃“一包三改”之火为例，冲破旧体制，探索新体制，不破解深层问题，火是不可能燃旺的。此后，通过不断创新和调整，“苏南模式”逐渐适应市场变化和经济发展需求，呈现新的时代特征，新气象、新变化，也都是在破解深层矛盾中催生的。

过去，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门类不够齐全，技术水平也相对较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未来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的代表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力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兴的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行业提质扩容注入新动力。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组织能力和产业链韧性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我们就是在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破解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优化中存在的矛盾、促进宏观调节机制有效运行中面临的矛盾、各项经济制度稳步发展中的矛盾，才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强大支撑。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政府和市场是一种配合、弥合的关系

记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焦点，也是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难点。回望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荣枢：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这是一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中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为市场本身有一些弊端，放任自流，会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政府及时进行科学、合理、适度的调控和干预，保障经济健康持久发展。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配合、相互弥合的辩证发展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上升到“决定性”，一词之差，反映了我们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实践需要，创新性地提出“两个更好”的重要论断。即“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两个“更好”之间以“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相衔接。这一论断是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内涵和指向的拓展，是党通过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历程，形成的关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最新认识成果和重要理论创新。

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需要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一方面，对于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和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需要简政放权，放足、放到位，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社会公益事业、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突发经济事件的应急等，政府就要及时补位，管好、管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办好市场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的事情。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力才能更强劲、更持久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意义何在？

荣枢：“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探索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形式，通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提升了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中，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弊端带来的灾难，同时指出要反过来补生产力的课，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实现公有制的方法和手段都要利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循此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比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些重大制度设计，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资本主义合理性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日益巩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国有经济总量、影响力和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推动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系统有效的金融体系、庞大顺畅的基础设施体系。另一方面，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有力支撑，只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展所长、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力才能更强劲、更持久。

从四个方面看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在哪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经验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体现在哪？

荣枢：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作为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都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历史纵向比较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广义上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和成熟定型。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很多改革举措都对应“完善”“健全”“优化”等词。基本经济制度如何才能称得上更加完善？很多改革举措本身就包含着明确指向。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能不能得到更有效地破除？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在走深走实中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这些都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因子。

法律规范和制度管理更加健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提高经营主体信用意识和信用水平；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这些都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

道德建设和文化支撑更加坚实。道德和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无德，搞不好，也搞不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厚实的道德文化力量来支撑，古话讲，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厚德”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充足的阳光雨露，长在大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