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是中国人最大的心愿之一。如果从近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1949年以前，我们国家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平安是一个奢望。但是自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中国社会越来越稳定。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据公安部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查处数一直呈下降的趋势。据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2020年10月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在全球144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三，而且是前十位中唯一人口过亿的国家。

　　从全球视野来看，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比较稳定，为什么我国的这种社会稳定被称作“奇迹”？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是打破“亨廷顿悖论”的大国。“亨廷顿悖论”是社会稳定方面的一个重要悖论。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亨廷顿先后研究了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变化有一个规律，简而言之就是：发展速度越快，越容易乱。他认为：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但是，回顾我国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一悖论在中国并没有存在。过去数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社会一直很稳定。而且我国的体量非常惊人，以人口为例，现在美国人口大约3.3亿、日本人口大约1.2亿，欧洲所有国家人口总和约7.5亿。我国人口比这些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2亿。总之一句话，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块头最大的，跑得最快的，并且是跑得最稳的，这就是一个奇迹。

　　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近年来我国成功地应对了各种风险挑战，“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的对比。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有两次大危机，一次是国际金融危机，一次是新冠肺炎疫情。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横扫世界，我国是全球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当年所受到的冲击可谓巨大。但十多年来我国化危为机，并趁势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日益现代化，社会大局长期稳定。相较之，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形势却一直不容乐观。比如，近年来美国先后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弗格森事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占领国会事件；法国则爆发了巴黎郊区骚乱、“黄马甲”运动和大规模反对养老金改革示威；等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人不仅有来自疫情的生命威胁，而且还有来自其他人的生命威胁。根据美国全国新冠肺炎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年美国凶杀案发生率与上一年相比上升了近30%。而同年我国立现行命案数量同比下降9.3%。两者对比，我国的社会稳定可谓奇迹。

　　那么，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形成的？追根溯源，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靠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明确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和原则，领导进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方法的创新。比如，党领导在社会治理理念上进行创新。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党中央正式改“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实现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主要努力方向，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再如，在实践中党中央强调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到“防患于未然”。现在许多地区都在党委领导下建设“城市大脑”，这个“城市大脑”就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依法以高科技收集各种生产生活信息，并且进行快速的分析、研判和预测。不仅能够更加精准地为老百姓提供各种贴心服务，而且让许多苗头性的矛盾问题一经发现就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充分发挥了“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社会更安全”的功能。

　　二是靠人民创造。社会稳定离不开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和各级各类组织的共同参与与形成合力。比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几乎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社区和老百姓，都做到了各尽其责、各安其所、共同努力。而在社区日常生活中，从村民理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乡贤评理堂到“法律明白人”，这些老百姓从基层开始的自主创新都非常生动鲜活，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基础实”，才最终赢得了“天下安”。

　　面向“十四五”期间和2035年的发展远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的新篇章”。这就表明，在社会稳定方面，我国的努力目标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打造出社会稳定奇迹的升级版。

　　实现这一美好目标，要求面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在理念、体制、方式和保障等方面共同着力。其中以下两个方面的创新尤为关键。一是关注新领域。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基本实现了从“匮乏型社会”向相对“丰裕型社会”的转变，人民生活整体上进入讲求生活品质的时期。在社会稳定方面，就会形成许多新需求。比如，近年来，我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并相互融合，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日益兴盛，网络交往大大增加了人类的自由空间，但同时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问题日益突出，相关方面的工作还要不断加强。再如，“身安”之外，中国老百姓开始关注“心安”，未来还要不断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供质量更高、内容更为全面的心理健康服务，让所有人既能够心静怡然地自处，又能够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融洽相处。二是要建设新队伍。维持社会稳定很专业，应让专家来做专业的事。要着力于培养出一支专业化的基层社会治理队伍，主要包括群众工作队伍、志愿者队伍、社会工作队伍、应急管理队伍、心理服务队伍，等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