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威海10月20日电 题：走出世界困局，为何需要东方的合作文明？
作者 文龙杰 杨兵 王娇妮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下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为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更添“不确定”，如何探寻纷繁和变乱中的脉络和出路？中国如何因应变局，战略机遇期消失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张蕴岭曾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韩友协副会长等职务，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观察与分析。
资料图：繁忙的成都国际铁路港。张浪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既通晓理论又躬身实践的知名国际问题专家，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所处的世界格局和形势？
张蕴岭：中国综合力量快速提升，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特别是美国，对华提高了战略警惕和应对布局。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美国第一”，对中国进行全面限制。特朗普采取的对华政策导致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如果说特朗普时期美国还是单独调整战略，到了拜登时期，美国就开始动员整个西方，扩建朋友圈来共同应对中国。拜登提出“全面战略竞争”，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这被认为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竞争。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发挥政府、公有经济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这被美国认定为背离市场经济，因此，要对中国进行制约和限制。
拜登提出的“全面战略竞争”，核心是“谁胜出”的问题，这是战略竞争的基本含义。尽管战略竞争与冷战“谁消灭对方”的问题不同，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简单定性为“谁胜出”有很大问题，也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形势还是很严峻的，美国会采取各种方式限制中国，加强自己，把中国当作不遵守规则、试图改变秩序者而加以打压。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重大变化和新形势。
中国会与美国发生对抗吗？既不能简单地回答“会”，也难以回答为“不会”，把“会”作为可能，把“不会”作为争取比较科学。中国不愿意对抗，一再宣称，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着眼于推动新型国际秩序的建设，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因此，中国不会主动搞对抗，会尽可能创建利于对话与合作的环境。不过，中国也会对美国及盟友的对抗性做法采取应对措施，目的还是推动关系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百年大变局？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是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概括。国际关系和秩序的变化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不仅是国际关系，还包括经济发展范式、气候变化等。就发展范式而言，西方工业化几百年，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逐步创造了两大发展趋势，一个是工业化道路；一个是城市化进程。工业化的生产率高，人们生活得到改善，但工业化生产需要开发自然资源，城市化生活增加废气、废水、垃圾排放，导致生态恶化。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传统范式，累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气候变化，地球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科学研究表明，地球现已是负能量运转，生态已经失衡，无法再自我修复，而且情况还在恶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正经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是希望，也可能导致灾难，需要以新的智慧、新的手段趋利避害。这次科技革命的典型特征是智能化，智能化会产生更高效率，但也会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大改变。
就中国而言，处在大变局的中心，是推动变化的重要力量。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以来，中国衰落了，受到列强的欺凌和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止了下行，开启了民族复兴进程。到了这个百年，即2000年时，中国就经济总量而言，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林，此后复兴进程加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变化本身就是世界变局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仅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比如，就力量对比看，最重要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大幅度提升，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发生转变，力量格局分散化，国际治理多样化是大趋势。同时，地球生态、气候的大变化使得人类共同面对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搞分裂、对抗没有赢家。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在吗？
张蕴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环境变化了，但仍然存在。战略机遇期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自身战略发展的定位，二是外部的综合环境。目标设定提供机遇，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按照这样的目标设定往前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机遇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与时俱进地调整与变革的能力，比如，在传统发展范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我们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及时调整，转向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双循环发展战略。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由所谓“全面接触”转向“全面竞争”，对中国进行制裁、限制、封堵、脱钩，并且拉拢盟国与伙伴国对中国进行遏制，但是也不能把外部环境看成漆黑一片。一是我们并不是完全被动，也有主动应对的机会和能力，二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选边站，就是美国也会考虑长期坚持与中国唱对台戏的代价。事实证明，中美不可能完全切割开来，双方都有避免全面对抗，发展关系，包括合作关系的意愿。同时，也不是多数国家都视中国为威胁。无论是与西方国家，还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战略空间是存在的，我们应该利用好，把握住，进行开拓。
中国并不孤立，是联合国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是WTO、G20等多边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主动提出的倡议、动议，如“一带一路”、亚投行都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高科技领域，虽然美国进行封堵，但中国也有领先领域，同时，企业界也会出于商业利益去寻求发展关系的办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时看似没路了，但通过转换方式和开拓创新，就能创造出新的机遇。最近我主编了两本书，《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和《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对大变局和世界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机遇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创建机遇，这很重要。
资料图：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场。林洁琪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东盟的合作可为破解今天的世界谜题提供何种经验？
张蕴岭：时代需要新理念、新文明。东方文化在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方面有着丰富内容。如今，随着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复兴，曾经对世界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东方思想文化，在百年大变局中将发挥独特作用。
东方文化强调相互尊重，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强调求同存异，各方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大家会向好的方向努力；倡导和谐相处，和而不同，互学互鉴。这些也是命运共同体精神。
东盟的发展之所以不断取得进步，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以协商、协调、共识、合作原则为基础，而不是以制度干预为基础。中国与东盟也是如此，坚持协商合作，有事好商量，面对分歧，不搞对抗，通过合作共创利益，共享收益。在纪念中国—东盟对话30周年时，我提出中国—东盟关系的引领是合作价值观、合作文明。东方文化中有“和为贵”“合作共利”等理念，合作成为一种价值和文明，其意义在于引领推进新国际关系和秩序的构建，推进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的新世界。
在我看来，命运共同体倡议的要旨不是推动建立组织，而是推广理念和基于理念的合作行动。比如，中国与东盟，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包括10个国家的区域组织，处理好关系并不容易，但是几十年走过来，有分歧，而无对抗，“有惊无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以对话促协商，以共识促行动，相向而行。比如，当年中国与东盟开始谈判自贸区，各方差别巨大，又逢东盟正处金融危机恢复期，如何破题？我们从东盟国家期望的“早期收获”(early harvest)开始，中国宣布率先开放400项农产品，与东盟签署农业合作协议帮助东南亚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样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谈判采取了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和照顾欠发达国家的特色方式，从而使得自贸区构建过程比较顺畅。(完)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 杨兵 摄
张蕴岭，国内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