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分布在浙江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早期遗存距今1万年前后，考古发现了房址、柱洞、红烧土面、灰坑等反映定居生活的遗迹，疑似收获工具的镰形石刀，用以砍伐和加工木材的石锛和石凿。红烧土残块中发现大量炭化稻壳，通过浮选发现了炭化稻米，从陶片断面上观察到陶土中掺有稻壳，可以推测，稻已经成为当时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

以上发现揭示，上山文化先民应该已经开始实施某些耕种行为，例如通过砍伐和焚烧植被开垦田地、播撒稻种、定居管理稻田、待稻成熟后使用特定工具收获，等等。如是，稻作农业起源或初始阶段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

农业起源是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某些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依赖逐渐加强，最终这些植物和动物进化成为必须依靠人的帮助才能进行正常再繁殖的特殊物种，即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而人类社会也相应地演变成为必须依靠农作物和家畜家禽为基本生活资料来源的技术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骤然变革。这个过程以稻作农业最为典型。

稻作农业起源过程历经数千年之久：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人类开始定居并耕种稻，标志着稻作农耕的出现；直至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耕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活动成为社会经济主体，标志着稻作农业社会正式形成。

距今8000年前后是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目前考古发现的属于这一阶段的相关遗址有：湖南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浙江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和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的舞阳贾湖遗址和邓州八里岗遗址等。在这些遗址都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水稻遗存。另外，开展过系统浮选的遗址还出土了稗草、飘拂草、萤蔺等常见稻田杂草。杂草是以人工生境为生长环境的特殊植物群体，其中的田间杂草与人类耕种的农作物相伴而生，因此遗址出土的田间杂草可以间接反映农耕生产情况。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考古遗址还普遍出土了野生的动物遗骸和植物遗存。例如在贾湖遗址发现了数不胜数的鱼骨，以及鹿、牛、兔等野生动物遗骸，浮选出土了菱角、莲藕、栎果等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显示，与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出土的水稻遗存并不具备明显优势。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经济主体仍然是采集狩猎（渔猎），水稻种植和家猪饲养仅仅是辅助性的，生业形态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处在稻作农业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早期阶段。

距今7000至6000年间仍处在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演变过程中。属于这个阶段的考古遗址数量较多，其中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最具代表性。河姆渡和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出土了异常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数量惊人的水稻遗存，也包括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菱角、芡实、莲子、栎果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田螺山遗址几个储藏坑内集中出土的栎果。作为淀粉类食物，栎果与稻谷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收获季节、食用方式、营养成分、储藏功能等，所以对人类而言，这两类食物是可替换的，如果其中一类能够得到充分供应，就没有必要获取另一类。栎果含有苦涩的单宁，脱除工艺复杂，所含蛋白质和纤维也比较粗糙，口感差，不易消化，因此人类如果能够收获足够的稻谷，就没有必要采集栎果为食。大量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特别是栎果储藏坑的发现说明：虽然稻作农业生产在河姆渡和田螺山遗址古代先民的生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收获的稻谷不足以养活村落居民，仍然需要通过采集获取野生植物资源。

直到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经济主体。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显示，与早期考古学文化相比较，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考古遗址数量突然剧增，环太湖区域特别是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异常密集，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曾发生了一次人口大幅增长。在人类发展史中，人口增长速度受到基本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调控和制约，如果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所以，良渚文化时期人口增长的现象应与稻作农业社会的建立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只有依靠相对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

考古还揭示了一座宏伟的良渚古城和一个距今5000年前的区域性古代社会群体，它能够常年征调大量劳动力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无关的建筑劳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农耕生产的劳动效率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仅需要部分成员从事稻作农耕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中国稻作农业历经数千年演变，逐步形成了特有的稻作农业体系，包括水田耕种技术、节气和历法、谷物加工方式和蒸煮粒食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因而，从中国古代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可以看出，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