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背形网格状器、顶尊屈身鸟足神像等青铜器庄严肃穆，金面具、鸟型金饰片等金器造型别致、神树纹玉琮、有领玉璧等玉器做工精巧……自2019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再次启动以来，多件瑰丽奇谲的出土文物令人惊喜不断，也让充满古蜀人未解之谜的三星堆——这个我工作了十年的地方再度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中。

201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工作。其实，我与三星堆的“缘分”远早于此，2009年，我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一个遗址实习时，就和当时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团队打了很深的交道。2012年，我参加了北大考古夏令营，不仅参观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也实地考察了遗址里面的一些区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早期的经历，才让我笃定了毕业之后要回到家乡四川、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的信念。

曾经有人问过我，三星堆遗址的两次发掘为何相隔这么长时间？其实，发掘工作从未停止，只是发掘对象不是祭祀坑，而是在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开展聚落考古——这也是我到三星堆遗址以来的一项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次发掘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每一项新发现都是重要发现。

直到2019年12月2日，当时雷雨站长和我正在三星堆博物馆开会。下午两点多，发掘现场的负责同志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一个铜器露头的情形。当时群里的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2019年考古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寻找新的祭祀坑。看到了铜器露头，就觉得我们距离实现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但考古工作，并不只是将文物挖掘出来的“手铲释天书”，更要通过后续的研究来揭开历史的迷雾。这十年来，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我感觉科技考古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这种分量不仅仅体现在工作量的增加上，还包括其在整个考古工作中参与度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内心对于科技考古的重视程度也是与日俱增。我刚参加工作时，我们在三星堆运用得最多的科技无非也就是碳十四测年，还有一些少量的植物考古。而2019年开始的这一轮发掘工作，相关的多学科研究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认为，不只是在三星堆，多学科考古在未来一定会成为重要遗址发掘的“标配”。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十年来，我另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党和国家对于考古工作越来越重视，考古工作得到的各方面支持也越来越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大型的国家级项目，能让国内的考古工作更加系统化、更具前瞻性。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可能只是局限在一个市、一个省，现在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下，我们不仅能和其他省份联合，甚至可以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地的考古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让我们中国考古走向世界舞台。

如今，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文物清理保护和修复、开展多学科研究以及编写考古报告等工作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三星堆的考古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接力赛跑，我一直希望三星堆遗址的工作体系能日臻完善，为后人开展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做好“交接棒”的工作。同时，我也希望能在未来编纂一套有关三星堆考古成果的丛书，成体系地将我们的工作过程、研究成果向世人展现。

有许多网友猜测，未来三星堆是否会有文字出土？还有哪些器型独特的文物公诸于世？未来是否还会发现“9号坑”“10号坑”？坦白说，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发掘前永远不知道黄土之下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会让人永远处于期待之中。近年来，有许多新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接力队伍中，希望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为三星堆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系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韦衍行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