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民间护鱼队员当场截获一名涉嫌非法捕鱼者（中）。受访者供图

守着长江边长大的刘鸿，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但他另外一个身份似乎名头更响——重庆江津区鸿鹄护鱼志愿队队长。

因为痛恨长江非法电鱼者，6年前，刘鸿组建了这支民间护鱼志愿队，开启了一场“长江保卫战”：他们没有工资、自带装备，夜以继日守护长江鱼类，破获沿江非法捕鱼案件逾千起，将上百名非法捕鱼者送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这支护鱼志愿队也成为非法捕捞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有人造谣中伤，有人威胁恐吓，还有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护鱼队员们的付出，有时得不到理解，甚至不得不活在恶意的“谣言”之中。

然而，“上了战场就没有退路”，尤其“对长江母亲河深深的爱”，使他们毅然选择坚守。正是在他们的守护下，当地长江鲟、娃娃鱼等长江珍稀水生动物繁衍生息……

转身

位于江津珞璜地维长江大桥以上115公里自然江段，氧气充足，水流湍急，是长江鲟、娃娃鱼等珍稀水生动物的家园。2005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这一自然江段划入其中。

刘鸿的家就在自然保护区里的油溪镇。从记事时起，他就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承载着童年美好的记忆。

“小时候家里有艘船，他喜欢跟哥哥一起打鱼，每次都收获满满。”说话间，刘鸿突然语气低沉下来，“2000年左右，长江鱼类的噩梦开始了”。

“非法电鱼的人不分白天和黑夜，这拨走了那拨又来”，当了一辈子渔民的黄达明接过话茬，“光江津区就有200多条电鱼船，四五百名非法电鱼者，既有渔民，也有社会人员。当时，管理部门人手有限，缺乏装备。即使遇上执法船巡查，电鱼者照样不慌不忙，因为执法船无法在浅水区行进，更追不上电鱼船。”

眼看着长江里的鱼都快被电光了，做建筑生意有些积蓄的刘鸿，2014年3月牵头组建长江护鱼志愿队，誓与那些非法捕捞者势不两立。

当地渔民在江里捕不到鱼，赖以生存的饭碗被打碎了，他们对电鱼者的痛恨可想而知。刘鸿一号召，立即有22名队员加入，绝大多数都是当地渔民。

52岁的队员程永彬回忆说，“当时江里都要没鱼了，我们渔民正常出去打鱼，一天打不了几斤。”

从打鱼到护鱼，刘鸿及其队员们的转身并不华丽，甚至有些艰难：他们开着自己的渔船，不分严寒酷暑在江面上巡查，每天消耗七八百元钱的燃油，与非法捕鱼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战斗”。

较量

在江津上百公里的自然江段，民间护鱼队一下水，就和非法捕捞者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中间没有丝毫的缓冲，可见非法捕鱼活动的猖獗。

2014年5月14日，“我们在江边开展增殖放流，为了防止有人捕捞鱼苗，就请护鱼队出来巡护。这是刘鸿第一次开船护鱼，却被人开船撞进江里了。”江津区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级调研员李荣，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当天下午2点多，刘鸿独自开着7.6米长、40马力的汽油船在江面巡航。很快，他发现有两个人开着柴油船，在增殖放流附近公然电鱼。

“看我拿出手机录像，对方开船就跑。”回想当初的情景，刘鸿依然很亢奋：“我追了8公里，终于把他们的船逼到岸边。没想到，这艘11米长的柴油船突然发疯似地撞过来。我一个趔趄从船上掉入江中，幸好在落水的一刹那，纵身抓住了对方的船舷。”

对方看刘鸿身材高大魁梧，身手如此矫健敏捷，一时不知底细。船头的人跳船而逃，船尾的人则束手就擒。

刘鸿当场缴获了电鱼工具和渔获，将非法电鱼者移交当地渔政处理。后来，弃船逃跑的那名电鱼者同伙，也投案自首了。

能亲手将非法捕鱼者绳之以法，使刘鸿感到民间护鱼大有可为。当时护鱼队刚成立，很多人员还没到位，他意识到，仅凭自己一个人太危险，就带着公司员工开船巡查。

每次护鱼行动，都是与非法捕鱼者的一次全面较量。除了人员要精干，装备也要精良，这样才会有战斗力。

为了使护鱼船更坚固、速度更快，他们多次进行改造升级——船身从铁板到不锈钢，再到后来的胶板、铝合金；发动机从30马力到40马力，再到后来的60马力、90马力。

“只要电鱼船更新换代，我们就跟着提档升级。护鱼船若没电鱼船先进，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为非作歹。”刘鸿说，换一次发动机，花费就是10多万元，这些钱全部是由自己出的。

“抓人”

打击非法捕鱼者，往往需要人赃俱获。刘鸿和队员们都是老渔民，了解长江，也熟悉水性，“抓”起非法捕鱼者几乎从无失误。

7月2日傍晚，长江上游江津、綦江等地骤降暴雨，水位上涨，江水浑浊。这是非法捕鱼的良机，也是护鱼队最繁忙的时刻，两艘护鱼艇驶向波涛汹涌的保护区江面。

“今天出去收网！运气好的话，还能抓到非法捕鱼者。”刘鸿自信满满地对船上的记者说，“每年这个时候，江边就布满地笼网，这种大小鱼通吃的‘绝户网’，对江鱼的危害性非常大。”

快艇沿着江岸逆水而行，苏春和陈亮警觉地注视着岸边。在一片茂密的草丛里，他们发现有10多条地笼网铺设在江底，只在岸边露出细密的网眼和线绳。

“一会儿肯定有人来收网！你下船在草丛里蹲守，看到有人收网，先拍照、录像，然后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一起来抓人！”刘鸿对25岁的小伙陈亮说。

陈亮迅速跳下船，躲藏在了岸边的草丛里。护鱼船又行进约5公里，前方的苏春突然驾船快速冲向江岸，然后不等船停稳，飞身从船上跃到岸边。等记者乘坐的快艇靠近，他手里已经抓住了一个人。

原来，这家伙刚在江里下了地笼网，看到护鱼船过来扭身就跑，不料苏春眼疾手快，几步便将他抓住。

这名非法捕鱼者被抓了个现行，只好老老实实地收起了地笼网，并堆放在快艇上，然后穿着救生衣坐在记者身后的船尾。这时，刘鸿的电话响了起来，里面传来陈亮急促的声音：“快点过来，我这边抓住了一个！”

“苏春，陈亮那边有情况！”刘鸿话音未落，船已经掉了头，接着他一脚油门，船“嗖”地一声飞了出去。苏春的船开得更快，远远地将我们甩在身后。

几分钟后，陈亮和苏春已经将一名光着上身的男子抓获。这名男子眼看无法逃脱，正配合着护鱼队员将江里的地笼网收起来。

1条、2条……10多条地笼网露出了江面，密不透风的渔网里，有鱼也有虾，一些鱼虾已经死亡，还有一条已经死亡的珍稀鱼类——岩鲤。

快艇载着非法捕鱼者以及缴获的渔网和渔获，快速驶向下游的油溪镇码头。在记者的全程见证下，这两名非法捕鱼者被当地派出所民警带走。

“6年来，我们办了上千件案子，抓了一两千人，早就总结出了经验：既要固定好证据、抓到人，又要确保对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意外。”刘鸿说，有时候碰到极端情况，比如非法捕鱼者跳江逃跑，护鱼队员就要跟着跳，把他们从江里救上来。

对于护鱼队员们来说，最难处理的并不是抓人，而是冲破渔网连着的“关系网”。在处理这两起案件过程中，刘鸿的电话响个不停，一会儿这个部门的领导来求情，一会儿另一个部门的领导让放人。

“这是常态。”刘鸿苦笑着对记者说，“今年6月份，我们办了15起案子，被抓的人中3成以上都有关系。”

2016年的一天，护鱼队员刚抓住一名电鱼者，刘鸿就接到一位派出所副所长的电话：“这是我们的线人，你抓他干什么？”刘鸿当即反问道：你们的线人就可以在长江里电鱼吗？对方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刘鸿向他的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很快这名副所长就被调走了。

对付这些“关系户”，护鱼队也总结出了心得：这个部门的领导打招呼，就把“抓”到的人送到那个部门。好在护鱼这项工作，涉及部门多，护鱼队可以“闪转腾挪”。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护鱼队是民间护鱼队，不受任何部门管辖，因此不存在“吃人嘴短”的问题。可护鱼队也有“短板”：他们只管抓人，至于怎么处置，则是相关部门说了算。护鱼队经常碰到，抓住的非法捕鱼者很快被放出来，然后又继续作案的情况。

“有一个非法捕鱼者，被我们连续3年抓获。尽管知道他是关系户，但我们还是照抓不误。”刘鸿告诉记者，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一些人被放出来后还扬言说：“你抓住我又怎么样？我花点钱不是又出来了？”

救鱼

“抓”人，就是为了救鱼。这些年，护鱼队救了不少长江鱼。

今年4月，护鱼队员巡航时，在江津珞璜地维大桥上游500米处，发现江里放置了一条地笼网，网里困住了一条13斤重的娃娃鱼。

“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长江里一度难觅踪迹，近年来，随着长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才逐渐多了起来。”黄达明回忆说，去年5月，他们曾解救过一条2斤多重的娃娃鱼。

长江珍稀鱼类，普通群众见所未见。但对于护鱼队员来说，却是习以为常。每年，大量珍稀鱼类因他们解救而“死里逃生”。

今年5月13日，刘鸿和程永彬在长江朱沱镇五脉水水域巡航时，发现有人在江里放了条刺网。他们随即收网，解救了一条50公分长、重约2斤的长江鲟——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这条长江鲟能够死里逃生，实属万幸。另外一些长江鲟，即便有他们的相救，往往也难逃厄运。去年5月，队员们在江津区油溪镇下游油溪长江大桥附近，发现了一条刺网。队员们收网时，看到上面粘住了6条长江鲟，大的约80公分，小的也有50公分，其中3条已经死亡。

三峡大坝建成后，高峡出平湖。一些珍稀鱼类为了寻觅适宜的繁殖环境，只得洄游至水流湍急的自然江段。长达115公里的保护区，就是它们最好的繁衍生息场所。

“为了让这些鱼类免受伤害，我们护鱼队员24小时手机开机、电筒满电、备齐装备，随时整装待命。”黄达明说，守护长江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没有好身体干不了。

夏天，护鱼船没有遮挡，烈日暴晒下，船舱里就像个烤箱，他们皮肤被晒得黝黑；冬天，江面泛起烟波，衣服很快湿透，寒冷江风一吹，冻得人瑟瑟发抖。

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们始终雷打不动地守护着长江。

“保护区是长江珍稀鱼类的家园，这里有90多种珍稀鱼类，如果我们守护不好这个家园，整个三峡库区恐怕都会无鱼。”程永彬说。

链条

护鱼6年，刘鸿和他的队友们发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黑色利益链，以及利益链上的一群人。

“你知道长江电鱼每天的利润是多少吗？”护鱼队员黄达明给记者卖个关子问。看到记者说不出，他伸出手指头比划着说：“上万元！”

“这些年持续增殖放流，再加上长江生态明显改善，长江里的鱼多起来，这让电鱼者更加暴利。”黄达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开着电鱼船作业两三个小时，就能捕获几百斤鱼，江鱼至少四五十元一斤，一趟收入就是上万元。

程永彬还给记者列出了时下长江鱼价目：鲤鱼40元一斤，花白鲢60元一斤，黄辣丁150元一斤，江团300元一斤，岩鲤400元一斤，长江鲟和娃娃鱼价格更是不菲。

“去年4月份，我们在长江石门镇苟洲坝附近，抓住了3名电鱼者，当场查获渔获270斤，另外还有500多斤鱼被藏在下游的一处土坑里。”程永彬说，那些都是正在产籽的江鱼，一个个挺着大肚子，看着让人掉眼泪。

有需求，才有市场。非法捕鱼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这些鱼最终是卖给了餐厅。”刘鸿说，一些非法捕鱼者自己就开鱼馆，自己打来自己卖。没开鱼馆的电鱼者，就把江鱼卖给鱼贩子，或者直接卖给餐厅。

“卖给鱼贩子，鱼贩子要赚3成钱，利润也很可观。江津区有10多个鱼贩子，其中朱杨镇就有4个。”程永彬告诉记者，江鱼馆也不少，仅仅朱杨镇就有3家，每天接待大量食客。

威胁

人家偷鱼，他们护鱼，相当于断了对方财路，难免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护鱼，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是常事。

2015年大年初五，禁渔期。刘鸿带着护鱼队员周静驾船在白沙镇水域巡航。远远望去，有人在江面上放网，他们迅速驾船赶赴现场。结果，对方一看来船，慌忙弃网逃窜。

护鱼队员追赶不及，只好停船收网。突然，10多个手持竹棒、钢管的人将他们团团围住。领头的人冲他们大吼：“你们志愿者连执法权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

“禁渔期非法捕鱼，普通群众也可以管！”刘鸿刚说完，棍棒就落在他的额头，瞬间血流满面。对方继续对他和周静进行围攻，直到他们倒地不起才算了事。

后来，刘鸿他们报了警。没想到，警察只带他们回去问话，却对打人者置之不管。刘鸿捂着流血的额头，生气地问道：“为什么不带走他们？”对方冷冷地回了一句：“他们我都认识，以后再问。”

后来，打人者拿着5万元钱想“私了”，刘鸿没答应。结果，对方被传唤到派出所，只拘留了一天，第二天便放出来了。

“我头上缝了5针，输了5天液，医疗费花了3000多元，最后还得自己承担。”刘鸿郁闷地说。

挨了打的周静，心里觉得憋屈，干脆退出了护鱼队。其他人也觉得气不过，纷纷从志愿队“出走”。原有22名队员的护鱼队，一下只剩下7名队员。后来，又陆续有新队员加入，人数才稳定在目前的10名左右。

这些留下来的队员，都是久经考验的“战士”。他们需要应对的不仅是“突发情况”，还有非法捕鱼者精心布下的“埋伏”。

2017年3月的一个夜晚，护鱼队接到电话：江津区支坪镇水域附近有人电鱼。4名队员随即驾船前往。江面上，停靠着一艘船舶，并有电灯晃动，似乎是电鱼船正在作业。

队员们快速靠上，正待上前盘查，突然看到船上堆放着石块、铁棍，顿时意识到不妙，正要掉转船头，一块块石头已经迎面飞来。原来，早有多人藏在渔船上打“伏击”。

幸亏发现的早，跑得及时，加之船速很快，对方的大船追了2公里没追上，他们才逃过一劫。即便如此，队员黄达明的手也受了伤，缝了几针。队员陶大万则被打入江中，被刘鸿一把拉了上来，但也吓得不轻。

打人的那些人，队员们都认识，他们都是些电鱼户。次日，队员们到派出所报案。那些人只被拘留了3天，赔了黄达明100多元医疗费了事。放出来后，一名电鱼者还威胁黄达明说，要杀了他全家。

这件事发生后，当时一起巡航的4名队员，又离开了2个，只有队长刘鸿和黄达明没走。虚惊一场的陶大万，现在在一家餐厅当帮工，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元。即便换了身份，仍有些人故意取笑他：“护鱼工作多伟大啊，你怎么不干了？”

造谣

除了身体的伤害，还有精神上的打击。护鱼队员绕不开的一个烦恼，就是造谣中伤。

“有的被我们抓住的人，出来之后对我们造谣中伤，甚至没被我们抓住的，也因为坏了他们的好事，四处散布谣言。”刘鸿烦恼地说。

一谈到这个话题，声音洪亮的刘鸿语气低沉了下来，内心的委屈写满了脸庞。

“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我们白天护鱼，晚上偷鱼；说我们把船改造得这么好，是为了偷鱼时不被抓；还说‘无利不起早’，如果没有好处，护鱼队这么拼图啥？”

这话传到了相关部门那里，有的领导可能怕惹事，或者起了疑心，让他们晚上不要出去。可非法捕鱼者都是昼伏夜出，他们晚上不出去，怎么护鱼？

还有人对他们盯梢，看到他们开船出动，就给渔政或公安部门打电话举报。很快，就有执法船在江面上把他们拦住盘问。

“清者自清。对待这种谎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黄达明欣慰地说，还好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支持，不少沿江群众看到他们。会主动打招呼说：“你们辛苦了！”

这句普通的问候，经常会让他们感动不已，支撑着他们把护鱼坚持到底。为了应对谣言惑众，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人质疑他们“无利不起早”，他们就故意放话说，自己每月从政府那里，可以领到三四千元工资呢。

这个民间护鱼队，似乎立马和政府沾上了边，有了身份、拿着工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护鱼了。

坚守

听着护鱼队员们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声音低沉的讲述，记者忍不住抛出一个问题：这么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和流言蜚语，为什么还选择坚守？

刘鸿苦笑着说：“护鱼这艘船，好上不好下。护鱼队得罪了那么多人，别人之所以不敢动我们，是因为我们打出了名声，非法捕鱼者看到我们就害怕。一旦我们退出护鱼队，就少了这层保护。”

显而易见，他们内心还是怕人报复。而护鱼这项工作，只要干一天，别人就对他们有所忌惮。

“最重要的一个坚守原因，是对长江母亲河深深的爱。”程永彬意味深长地说，“这么多年，这个情感一直不曾改变。从小生活在江边，对长江已爱到骨髓里，怎么都抹不掉。”

今年4月1日，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跟护鱼队签订购买服务合同，护鱼队利用这笔资金，给队员们购买了五险，另外还给每人每月发放500元补贴。

这让他们护鱼时，腰杆更直了、底气更足了，也更有安全感了。

护鱼队员们对长江的深厚感情，不仅体现在护鱼上。八九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在江上打鱼的黄达明，50年来一直跟长江打交道。有人落水了，他去救；有人遇难了，他去捞。

不久前，长江上游地区连降暴雨，造成江水暴涨。一名在江中土坝上垂钓的市民，瞬间被洪流围困在江中。危难时刻，黄达明驾船赶到，将其从洪流中解救出来。

“每一次救难，都是一次积善。”谈到这些救援，黄达明平淡地说。

期盼

长达6年的长江“保卫战”，虽然战果累累，但护鱼队员们仍忧心忡忡：非法捕鱼黑色利益链一天不被斩断，长江鱼类就一天面临着威胁。

“沿江的三无船太多了，这些船灵活机动速度快，频繁出没在夜色江面上电鱼，给长江鱼类造成极大威胁。”刘鸿忧虑地告诉记者，仅保护区范围内，就有两百艘这样的船舶。护鱼队给相关部门反映了多次，但部门之间相互推脱，到现在也没见整治。

在护鱼队看来，执法部门的配置也有很大问题。“渔政和公安部门配备的执法船更像公务船，里面配套完善，但速度慢不说，还无法在浅水航行，以至于电鱼船根本不把执法船放在眼里，认为它们就是做做样子的‘纸老虎’。”程永彬说。

“电鱼船往往在夜间行动，而我们的执法船太大不说，还没夜航功能，只能白天晃一圈刷一下‘存在感’，效果根本没法给护鱼队比。”李荣告诉记者，2012年他在江津区渔政站当站长，为打击非法捕鱼绞尽脑汁，甚至一连几夜蹲守，但依然无功而返。他们一年办不了几件案子，不是不想办，而是太难办：设备跟不上，人员跟不上。近几年，渔政部门办理的8成以上案件，都是志愿护鱼队提供案源或协助完成。

受访护鱼队员告诉记者，执法部门也确实存在走形式的问题：一艘长江中游上来的渔政船，一般会提前一两天给护鱼队打电话：我们要上来巡航，请你们把江上的非法捕鱼船清理一下。

“真正要打击非法捕鱼，必须得比照电鱼船，配备灵活机动的小船，速度要快，动静要小。那么大一艘船，等你到了现场，非法捕鱼者早跑了。这就是执法部门很难抓获非法捕鱼者的原因。”刘鸿坦言道。

谈到这里，黄达明忍不住“吐槽”：“护鱼队共有8艘护鱼船，只有2艘有证，其余的船舶相关部门不给年审，说船舶没有设计图纸。但只要你交几万元钱，很快就给你办手续。可我们护鱼经费都成问题，哪还有闲钱去办证？”

尽管困难重重，但护鱼队依旧对未来充满期盼。近期，中央和沿江地区掀起了新一轮非法捕鱼专项整治，很多部门主动找到护鱼队了解情况，甚至将目光聚集到产业链后端，这让护鱼队更加信心满满。

“还有一个好消息。”刘鸿乐观地告诉记者：3个月前，当地农业农村委答应每年给我们报销8万元燃油费，尽管现在仍未兑现，但我们坚信政府更大的支持终会到来，就像我们坚信长江终会成为鱼类的天堂。

“很多地方来我们这里考察护鱼经验，他们走时多会说一句话：你们的经验我们学不来，因为我们没有刘鸿，也没有这样一支志愿护鱼队。”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王维说，护鱼队“花钱买仇恨”，全是出于对长江的热爱，对生态的热爱，没有任何私心。

“对于这样一支队伍，我们不但要给他们买头盔，防止他们被‘偷袭’，还要给他们提供更大的支持，让民间志愿护鱼队伍发展壮大起来。”王维说，打击非法捕鱼，离不开群防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