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奋斗，今日之中国已经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重要开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彼此深刻影响，使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

形势愈加严峻，内外矛盾冲突凸显，容易产生生存压力和发展压力，容易强化压力型体制和无限责任政府；及时防范化解风险考验、层层压实政治责任的机制，容易蔓延到国内各领域各方面。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既提高体制的风险驾驭能力，又保持好内部的战略定力和发展活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改革的汇聚力，成为当前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和战略重点。

中美摩擦升级、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反全球化趋势加剧，试图通过经济增长掩盖东西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矛盾的模式似乎无法完全延续，从外部获取主要发展动能的预期正在不断降低。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国内相应地需要采取什么策略来应对这个局面，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激励发展，以便为国家的内部发展稳定提供更持久的动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国内方面，我们仍然面临十分繁重艰巨的发展任务和治理挑战。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得到不断发展和深入推进，但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依然显著，发展的差异性格局和治理的层次性需求将长期存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期，我国的治理将不仅担负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继续推动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任务，而且要面对较充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治理挑战，包括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难题，以及协调不同性质、不同主体和不同层次利益关系的任务等。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不仅期待更高的治理效率，而且对于治理的形式和公共产品供给多样性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

这种情况下，摆在第一位的当然是防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时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持续加强政治体制和治理体系的顶层部署，在时代前进潮流中谋定治国方略与思路，推动高质量决策，为把握战略主动、赢得发展先机奠定了政治条件。

越是面对外部打压和封锁，中国越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状态，更不可能在外部风险加剧的情况下让国内改革发展暂停下来“静观其变”，没有任何理由要让各类组织、人员、资本、技术的内部运行与对外合作统统按下暂停键。对改革要树立“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的意识，对社会要树立“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的风险共担意识。

相对于当前的形势与任务，我国的治理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改革需要讲究“惠而不费，威而不猛”，需能够在危机面前保存自己的能力，减少消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执行层面运用权力克服危机中，尤其在处理外部风险下相互叠加的内部问题时，更需保持政治定力，讲究“火候”与平衡。历史经验显示，越有发展压力，越需保持改革定力，树立制度成本和资源成本意识，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下的攻坚克难，最大程度地激活内生动力和内生因素来促发展，从整体战略上考虑如何更好凝聚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尽量减少内部的体制消耗，避免过高的管理成本。

从具体工作着眼，需正视现行治理体系运行的成本过高问题，个别地区个别领域的改革用力过猛代价较大，存在四面出击、精力分散现象，治理缺乏必要的层次性、灵活性，与应对当前局面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是对于中层执行层面，在面对发展压力和重大责任时，层层压实责任往往会变成层层加码，强化责任落实变成了顶格管理、捆得太死，使权力运用丧失了机动空间，反而容易对一些全局性的问题缺乏担当和回应。

从历史经验看，困难关头容易四面出击、多头管理，但是多头管理体系下的通病是，时间精力资源有限情况下基层殚精力竭而无法聚焦力量落实核心任务。胡子眉毛一把抓，改革的核心任务反而难以真正落实到位。1950年6月，新成立的共和国还面临许多困难，针对当时外部帝国主义封锁、内部阶级斗争加剧以及各方面困难日趋显现的情况，党中央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即面对复杂形势不能目标太多、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以便于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同时针对当时社会领域的改革，提出改革不能急躁，条件不成熟不能改革的策略。这些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思考当前的局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相信我们能够处理好应对外部压力与释放内部积极性这对关系，更好地聚焦核心力量，化解主要风险，解决主要矛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