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坦院士工作照（资料照片）。

这个八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又一次成为关注焦点。作为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4岁的他将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永瑞基金，用于学校人才培养。

“让人尊敬的科学家”“侠之大者，国士无双”……数以万计的网友评论里，对科学的推崇、对科学家的景仰溢于言表。

从20世纪80年代，刘永坦开始带领团队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40年不懈探索，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海域监控面积从不足20%提升到全覆盖，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不服输，要创新，绝不向外面的封锁低头，做出对国家有意义的成果。”年至耄耋的他用一生践行。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1936年，刘永坦在江苏南京出生。1937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爆发，他和家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颠沛流离之路。

国家蒙难，民何以安？从那时起，他便明白了“家国”的意义。“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怀揣着那一代人内心最深的期许。

1953年，刘永坦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成为预备师资之一，被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正式成为一名青年教师。

1978年，凭着出色的业务水平，刘永坦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并作为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深造。在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谢尔曼的指导下，他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期间，他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一个个历史教训，一次次国内外科研实力对比，让刘永坦清醒认识到：没有强大海防，就没有牢固的国家安全。真正的核心技术，任何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只能靠自己用智慧和奋斗去争取。

1981年秋，刘永坦毅然回国，并带回了一个宏愿——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立足自主研发，突破国外封锁，给祖国万里海防装上“千里眼”。

开创新体制雷达之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多认可。团队成员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开展过突击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重重质疑，刘永坦内心始终燃着一把火：“国外能做出来，我们就一定能，只是时间和实践的问题。”

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课题组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得到了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肯定。

从那时起，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开拓性攻坚战正式拉开帷幕。1989年，他和团队在山东威海，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

1990年4月3日，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新体制雷达技术探测出海上远距离期待目标，在监视屏幕上清晰呈现——这是他们苦熬八年换来的成果！

这一刻，他们哭了。一行行热泪，是期盼太久的喜悦，更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释放。这项成功让刘永坦斩获1991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年近花甲，功成名就，很多人以为他该歇歇了。刘永坦却没有停，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出名，不是获奖，是要像一名钢铁卫士般守卫国家。

“一项任务完成了，就要开始下一项，只有研制出性能更好的产品，才能给国家交上满意的答卷。”刘永坦说。

在他看来，科研没有止境，国防没有上限。如果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浪费。要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成为国家海防重器。

随后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应用场，刘永坦带领团队开始了更为艰辛的探索。设计——试验——失败——总结——调整——再试验……跌倒了，爬起来，数不清的循环往复，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2011年，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对海上远距离探测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海域可监控预警范围从不足20%达到全覆盖。

“是干将，是帅才，更是父兄”

进行雷达研制，研究人员大部分时间都要在现场试验。野外试验，条件恶劣，一干就是几个月，临到春节前一两天才回家，短短几天后又返回试验现场……作为队长，再苦再累，刘永坦总是带头干。

对海试验，他们所到之地一定是荒芜一片没有人烟的地方，吃住条件都不具备，找来的房子多是四面漏风，夏天蚊子多，睡觉时一不小心把胳膊露在蚊帐外面，第二天就会肿得跟大腿似的。

刘永坦却并不在意，在他心里，解决问题永远是第一等大事。简单来说，研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从海浪、无线电、电离层等多种干扰环境中，把信号找出来。调试初期，系统频频死机，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设备组成的庞大系统，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要从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工作量可想而知。

他们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一次次保证了系统的稳定运行，推动项目向下一阶段转入。

刘永坦总是鼓励大家，这些磨难是好事，因为不碰到问题就永远提高不了。我们不能只拥有书本上漂亮的理论，只有让它们在实际中解决问题，才能展现出理论的完美。

不同于以往的微波雷达，就连航天方面的专家在论证时都低估了其工程化的难度。

关键时刻，刘永坦没有退缩：“每一个科研项目的成功，不都是从一次次失败中闯过来的吗？如果没有难点，还叫什么科研？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攻不克了的难关！”这番话深深影响着团队每一个人，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确保项目开展下去。

团队成员回忆说，那时开讨论会，大家总是七嘴八舌，“坦院士”坐在一边，先是静静倾听，最后再总结发言，他尊重每个人的意见。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他们会从晚上七点一直争论到第二天凌晨。

在身边人眼中，刘永坦不善言辞，大家对他的敬重却丝毫不减。因为他是技术上的权威、精神上的领袖，他拥有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攻坚克难的科学作风，就是标杆。

团队里，有的年轻教师在加入时，女儿刚出生，等项目告一段落再回到家，女儿已经三四个月；为了赶进度，每人每两个月才有六天的休息时间，这还包括回家路上的时间……

海边雷达站，经常刮台风。台风一来，暴风雨就会撞开门窗，灌进屋里。一次，因为担心房屋倒塌，团队大部分成员撤到了较为安全的地方，只留下许荣庆、张宁两位核心成员守护设备。那一晚，刘永坦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立刻返回雷达站，没想到，屋里灌满泥水，一片狼藉。为了收拾，三个人成了泥人，只有设备安然无恙。

“这么多年下来，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团队成员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计较个人得失。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教授，还是正在读博的年轻人，全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刘永坦说。

外人评价说，这是一支肯吃苦、能打硬仗的“雷达梦之队”。刘永坦始终爱才惜才，不能让干事创业的人，流血流汗又流泪。

为了留住人才，哈尔滨工业大学探索完善科研评价体系，让奉献者不吃亏，让奋斗者有收获。多年来，刘永坦的团队里，有多人凭借重大科研项目成果，破格提升为教授。

张宁家在湖南，1981年底本科毕业后留校进入团队。刘永坦认定他是好苗子，便帮他免除后顾之忧。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张宁成为团队骨干，破格提了教授。刘永坦说他是“实践中成长出来的博士生导师”。

“‘坦院士’像父亲、兄长一样关照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是他对团队的重视，对事业的珍爱。”张宁说，“我们不能辜负。”

然而，也有人选择离开。每当这时候，刘永坦都会感到些许遗憾，因为在他心里，他们是能干事的。

如今，他的团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形成了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三代人才梯队，在祖国北疆建起了一支“雷达铁军”。

“科研人的浪漫，就是并肩作战”

在刘永坦家，没什么豪华家具，最多的就是各类书籍和科研资料。他的书房里，一块刻有“金婚之喜”的银盘闪闪发光，很是夺目。那是2010年11月，学校离退休工作处为纪念刘永坦和夫人冯秉瑞结婚50周年送给他们的。

1953年，刘永坦、冯秉瑞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求学，随后一同留校任教。60多年来，夫妇二人坚守科研教学一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度过了大半生时光。

每次采访，刘永坦谈到的多是别人的困难，对于自己却很少提及。团队里都知道，这对“神仙眷侣”的浪漫背后，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结婚多年，刘永坦长期在野外实验，几乎是妻子一人撑起整个家，成为他最强有力的后盾。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她找来医生按摩；他到农村插队，她没有怨言紧紧相随；一家人的生活，她上下打点，不让他分心……伉俪情深，唯有并肩作战，才是属于他们的浪漫。

数十载光阴，一群大学生、博士、教授，本可以站在讲台上，却到偏僻落后的海边一年又一年地拼搏。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送走了青春，迎来了中年，现如今，刘永坦已到了白发苍苍的耄耋之年……

“我们那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追求。”

年幼时，父亲曾一再对刘永坦说，不管将来学什么专业，都要多为国家干点事。

在刘永坦心底，中国人那觉醒的灵魂就是对科学的追求，对祖国的赤诚，这绝非任何金钱或赞誉能撼动的。多少单位高薪聘他做课外教授，都被他一一谢绝。

在刘永坦的影响下，儿子刘兴钊也从事雷达研究。他说，父亲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便是对学术的追求不是简单地“为发表而写论文”“为评职称汲汲努力”，而是要做出真正有用的研究，怎样对国家有利，就怎样去做。

转眼又十年，刘永坦夫妇携手走过60载。时值哈尔滨工业大学迎来建校百年，他们共同做出一个决定，将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800万元，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永瑞基金，聚焦国防电子工程领域，助力学校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打造更多国之重器。

永瑞基金，正是从夫妇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这是他们情比金坚的见证，更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国之未来最深沉的期许。（记者 杨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