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虽然是超大城市，但有70%的国土面积在乡村，210多万常住人口在农村。这些村庄与现代化大都市相邻，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城市相比仍有差距。如何释放城市资源优势，激活农村发展动能，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武汉市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把握“超大城市近郊乡村”特点，运用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实施“百村先行、千村提升”计划，积极探索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新路子。该计划突出党建引领、城乡融合、示范带动、整体提升，以组织体系健全完善、骨干队伍素质过硬、人居环境品质较高、乡村治理效能显著、联农带农富农成效明显、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为标准，预计每年建设100个、三年建设300个先行村，以点带面提升全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水平。

抓牢带头人队伍建设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凡是发展得好的村，都有一个好支部好书记。近年来，虽然村干部报酬待遇提高了，但抓党建、优治理、促发展的能力还没有跟上。

武汉市围绕“双好双强”标准，打好“招贤、访贤、请贤”组合拳，多渠道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经商人员、本乡本土大学生等对象中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依托武汉社区学院和各级党校，建立市级示范训、区级重点训、街乡兜底训培训体系，每年选派300名村干部到发展强村、涉农部门、农业龙头企业跟班实训；推行村干部报酬与村集体经济经营绩效挂钩，调动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黄陂区每季度举办“木兰先锋大讲堂”，组织115名村党组织书记上台晒实绩、比创新、做比拼，带动提升其他村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能力。新洲区选派10名村党组织书记到浙江丽水开展为期15天的跟班实训，专题学习“强村公司”“共富工坊”等实践经验。

抓活农村人才队伍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留在村里大多是“38、61、99”队伍，“七个党员八颗牙，个个都是白头发”的现象较为普遍。

武汉市聚焦乡村振兴“人从哪里来”的现实问题，多渠道引才、育才、用才，着力壮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持续开展“在外能人大走访”，打好“政策牌”“乡情牌”“政治牌”，发动在外能人回乡投资兴业、助力乡村振兴。将农业作为专项纳入“武汉英才”，强化“靶向式”培养、“订单式”供给，计划用3年时间培养百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千名新型职业农村、万名农村实用人才。

如江夏区组织60余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且对电商直播感兴趣的青年农民，开展2024年青年农民电商直播培训班，多措并举育强育好“新农人”。蔡甸区用好辖区星光村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定期举办乡村人才培训班、技艺技能大赛等活动，培养一批懂农爱农、擅农务农的“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

抓实村集体经济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目前，武汉市仍有不少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不足10万元，城乡差距较大。

武汉市立足“超大城市近郊乡村”特点，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释放城市发展优势，聚合农村发展资源，推动城乡互联互通、互赢互融。在全国首创“国企联村”行动，引导24家国有企业、34家优质民企结对105个农村联合党委，形成特色种植、民宿旅游等产业项目。实施“村社共建”计划，建设乡村振兴服务站、城乡连心馆，搭建农产品“出村进城”供销渠道。

蔡甸区选取黄虎、梅池2个村，率先推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着力盘活农村闲置资产资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江夏区以“单村组建、多村联建、村企联建、街村联建”等模式建立23家强村公司，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培育发展了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联农带动成效好的产业项目。

抓细乡村精细化治理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当前，乡村正在经历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转型，乡村治理需要改变过去传统粗放的治理模式，做到“精准精细”。

武汉市运用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着力完善村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机制和载体，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深化自治实践，推行党组织领导的“五步议事工作法”，常态化组织湾场夜话、村民说事等活动，以“时间银行”“家庭积分”等措施，引导村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完善法治保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好“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推动民情在村组掌握、服务在村组开展、问题在村组解决、矛盾在村组化解；提升德治水平，加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常态化组织各类邻里互助和爱心公益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蔡甸区全覆盖成立村民议事协商会，依托“咵天亭”“荷里议事”等平台，组织村民有序开展民主协商，实现邻里一家亲。黄陂区打造全国道德模范孙东林等20个“一街一品”个人品牌调解室，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