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疼痛

魏群夫

这一次，与往常的那些疼都不一样，是钻心地疼，从里到外的疼，持续不断地疼，撕心裂肺的疼。实在忍不了了，她用干瘦的手去拉床沿上的垫被，揪着它们不放，使劲地向上扯。她吸着气，喘一口气，呻吟一会儿，又吸一口气。

她被病魔折腾着，坐卧不安，一会儿让我们扶她起来，说躺着出不了气，胸闷的很。刚坐一会儿，又要放她躺下，因为身子已经很虚脱了，支撑不了长时间坐着，如此反复，无非是病魔要一点一点地消耗她仅有的一丝体力。癌，早已扩散，包括大脑，只是我们一直隐瞒着，没有让她知晓。

有时，她的眼角会淌出泪来，清亮亮的，一直滚落到被子上，有时我们帮她擦去，她微闭着眼，并不睁开，她连睁眼的力气好像都没有了。她躺着，发出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呻吟声。

吃过止疼药，会稍稍好一些，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们：我是不是不行了？你们都说是感冒引起的肺炎，可怎么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点转弯呢？！

从我记事起，她是不怕疼的。年轻时，她剁猪草，不小心，一刀剁在左手的虎口上，鲜血从里面冒出来，滴在猪草上，她放下刀，用右手按着，让我们找牙膏来，挤在上面，或者从灶膛里抓一把灶灰撒在伤口上，用破布条包缠一下，转身又去忙别的家务，她没吭过一声，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她用过的很多家具、农具都伤过她，她都原谅了它们，她知道它们是无意的，是自己不小心划着了，擦着了。所以，受伤之后，她还是经常拿起它们，继续用，继续被它们擦伤，刮伤，割伤，她好像从没感到过怎么疼。这些，她都习惯了，这点小伤小疼算什么呢，她皮实着呢。

有一年，父亲外出挣副业，她在家里负责水田旱地好几亩庄稼的收割。她个子矮，肩上挑着一担刚割下来的麦子，下石坎子时，前面一捆悬空着，后面一捆跺在坎子上，进不得退不得，她向前一挣，一头栽在坎子下，麦子咕噜噜滚了，她的膝盖跪垫在石包上，疼得站不起来，她就顺势坐在地上，用手揉膝盖。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来，咬咬牙，踉踉跄跄还是把两捆麦子挑了回来。晚上，膝盖肿了，肿的像发面膜膜，亮堂堂的，借着油灯，她把酒点燃，用手蘸了蓝盈盈的热酒敷在膝盖面上，使劲地按，使劲地擦，一遍又一遍，从没听她喊过一声疼。第二天，她挣扎着，又下地了。

去年春上，她说腿疼，我们以为是种园子伤到筋骨了。从乡下老家接她过来，医生看了看，说没多大毛病。做了一段时间针灸理疗，效果似乎还好，她又急着回到乡下，挂牵她那两分多地的菜园子。

秋里，她又说腿疼，并伴随着咳嗽，请村里医生打针吃药都不见好。又接她过来，做了ＣＴ,发现情况不妙，肺部有一阴影，医生说是肿瘤，需到市医院确认一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结果很快出来了，肿瘤无疑，而且是恶性的，又通过取样，得到的是更坏的结果——大面积转移，包括脑部转移。尽管县里检查时我们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是癌，而且大面积扩散。

背着她，我们兄妹一遍又一遍的打电话，问医生，问过去有这方面病史的，问一切仿佛能拯救她生命的人。收集起来，更多的建议倾向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了，还是保守治疗，放疗和化疗的意义不大，而且对她身体的伤害过大，甚至可能让她走得更快。最好的办法，就是瞒着她，使她心情愉悦，效果更好一些。

背着她，我们流泪。面对她，我们说：检查结果还好，就是感冒引起的肺炎，消一段时间的炎症就好了。

她信了，高兴地回到县医院接受治疗。她不识字，这方便了我们隐瞒她的病情。其实，从这次住进医院，她就一直把三个子女和医生当作最可依靠和信赖的人了，每天任由我们支配完成一套检查、打针、吃药这些治疗上的程式，除了怕花钱，她总是很配合，顺从，听话，从来没有言行上的抱怨和执拗，她对治好自己的病是抱着希望的。

腊月底，把她从医院接回家里过年，年轻时风风火火的她，爬坡上岭的她，这时已经不能独自下地行走了，上下楼梯时，都是架着或背着，这是她在儿子家里过的最后一个年了。

年过罢，我们想送她回到院里，她不想去，说：哪个正月间还住院？不吉利，我晚点再去。我们劝说，过了正月，病人就多了，抢不到带有卫生间的病房了，她又很听话，顺从地回到了院里。

我们明显感到，她并没做好要离开子女、离开人世的准备，她对出院后回老家哪块田地里点什么种、栽什么菜，还在不停地盘算。她絮絮叨叨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时，我们强装笑脸应承着，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事了。悲伤不时从心底涌起，不仅仅缘于我们和她，一个对病情的知晓，一个尚且蒙在鼓里，更因为她对生的眷恋并未熄灭，甚至充满着渴望，而我们却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她经受疼痛的折磨。

除正常注射外，医生开始给她吃止疼药来缓解疼痛，剂量逐渐增加，怕一开始用量多了，再疼时起不到止痛的效果。药的剂量由医生拿捏，从不多给，当她疼的实在忍受不了时，我们去找医生要一点，给她喝下，她能安稳地睡一会儿。

总认为她平时身体好过父亲，一定会比父亲走的晚，而且设想过，以她的身体，应该是无疾而终，寿逾八九十不成问题。但世事难料，刚过七十，她竟然以这样一种我们无法接受的方式要走的这么急，这么痛苦，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疼痛始终纠缠着她，折磨着她，撕扯着她。

她的饭量越来越小，从一碗，半碗，小半碗，直到仅仅喝几口流食了。再劝她，扭过头去，无力地摇一摇，话也不想说了。

岳母说，这种病人我见的多，她好像快不行了，你们还是趁早把病情告诉她吧，至少让她走得不遗憾，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我问主治医生，医生说，依我们的经验，她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兄妹犹豫着，觉得这么早告诉她，似乎太过残酷了，还是再等等吧。

清明后，她突然就昏迷了，上呼吸机，上电击，我们哭着，喊她“妈，妈，妈”，这个曾经随喊随应、声音轻脆的她，再不搭理我们了。

她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来得及交待，留下冰冷的身体，疼痛了半年多的身体。那双曾经多么灵便的手，勤扒苦做努力供养我们的手，疼痛时去拉扯垫被的手，垂在床沿，一动不动。

伴随着黑漆漆的棺材，她想说的，她想交待给子女的，一起无言地沉到了地下。

当我们悔恨时，当泪流满面时，能看到的，唯有她坟头上的那些稀稀落落的青草，随风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