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近日报道，又有一批重点高校的机构实体纷纷跨省落户。天津大学合作筹建的安全（应急）研究院落户温州，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选择在苏州建设核心基地，北京大学威海海洋研究院在威海成立……有研究统计，截至2020年4月底，国内有5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异地共设立了166个机构，其中某西部地区理工类知名高校更是一口气在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市设立近10个研究院。以深圳、苏州、青岛等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不断强化高教资源集聚，个别城市在近20年内已经陆续引入多达20余个“双一流”高校办学。

知名高校跨省与城市“联姻”有着深刻的背景。当前高校面临着激烈的“双一流”指标考核与竞争，高校的表现决定着资源的获取。各大城市则面临激烈的人才竞争与经济发展压力，部分城市为获取竞争优势而加大教育与人才投入，可谓计之深远。高校与地方政府的跨省联合，尤其是强强联手的资源组合，具有现实必然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按照区域经济要素的重新分配，形成了知名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双赢局面，并最终实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优质经济资源的匹配，这也是推动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动力。

我们乐见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自由流动，与此同时，对于高校跨省办学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可不察。

高校跨省办学，或进一步拉大高校间办学资源差距。这一轮高校异地办学呈现两个特点：著名高校向东南沿海城市移动，中西部省份的省属高校向省会移动。东部城市用招商引资的方式“招学引才”，省市政府为吸引“双一流”高校也不吝投入。不过，大多数省属高校、民办学校目前尚不具备实力，也无条件到东部知名城市谋求异地发展。从以往的省部共建，到现在的地市参与投资、跨省办学，“双一流”高校得到了更多资源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双一流学校、地方高校，与“头部”高校群体的差距拉大。

得益于远程教学，学生在疫情期间的课程学习得以保证，但仍无法取代现实校园生活与学习体验。当前，客观地说，部分一流大学异地开办研究院稍显仓促，表现之一就是异地校园环境塑造尚不到位，这将让在此学习的学生缺少归属感。诚然，对于急需资源的高校而言，异地办学是缓解运营压力的良策。在“双一流”考核评估的压力之下，拓展新的渠道也是高校本身扩张的动力。如此，仅因获取资源而开始的办学动力，也多会因资源不足而趋于消退。

此外，高校跨省办学，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是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捷径，能快速补齐本地高等教育的短板，并尽快释放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和支撑效应。不过，这样可能让这些有高教资源落地的地方，错过自主发展高等教育的契机。笔者认为，进一步支持和建设本土高校值得地方政府考虑。

对于以上可能存在的问题，需要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同行动、未雨绸缪。一方面，高校应从长计议进行科学规划、作出制度安排，踏实把每个异地研究院的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把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与立德树人完美结合，担负起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吸引高校办学中要量力而行，并加大过程性论证，比如此举是否有助于扩大本地学生的入学机会、就业机会，是否有利于促进本地高校的发展，完善本地高等教育生态等。

高校异地办学的动态，也呼唤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引导。加快出台相关管理规范，实施备案机制，避免缔约双方的道德风险，督促高校与地方政府履行合约责任，促进双方共同努力，把好事办好。过去几年高校在教育扶贫中的贡献有目共睹，未来或可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项资金或政策，引导一流高校向中西部进军，向乡村进军，设立与乡村振兴有关的研究院，助力国家战略实施。如此也可平衡高等教育资源过多向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作者：潘昆峰，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