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时期党徽、党证、党章。

红军家信。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在北京古玩市场的地摊上，王金昌无意中发现一本用纸绳装订的蜡刻小册子，封面上书“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他的心怦怦跳，感觉难以置信：“我一直对中国革命史很感兴趣，对八路军129师的事迹耳熟能详，想不到居然能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宝贵的资料。”

其后，他惊讶地发现这并非偶然——大量本该由图书馆、资料室、研究机构严格保护的革命历史文献被随意丢弃，少数流落到旧货市场，还有相当数量被直接作为废品、垃圾处理，永远地消失了。

从此，王金昌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对文献类革命文物进行收藏。

他与京城“破烂王”结成好友，不断在废纸堆里翻拣珍贵的文字；他奔走于江西、湖南等革命根据地，从乡村旧房的墙缝、房梁抢救下多件革命信函、传单。为此，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还投入很多金钱，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卖掉价值数十万元的古玩。

30年间，他抢救性地收藏并整理了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等时期近2000件革命文物。

那些发黄的启蒙书刊、影像模糊的黑白照片、语言质朴的红军家书以及盖着红色印章的公函、法规、证件，浸染着战火烽烟与壮志豪情的浓烈气息，将历史粗粝、立体的面孔推到人们眼前。

目前，王金昌的一部分红色收藏被陈列在北京忠良博物馆，已经免费接受近10万人参观。军事科学院专家评价，这些收藏“具有较高的保存和研究价值，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补充。”

　　从废纸堆、旧房墙缝和房梁寻找革命遗存

王金昌可谓“奇人”。他履历丰富，做过官也经过商，能绘画会书法，同时又是屡获大奖的作家。

上世纪80年代，王金昌是北京古玩市场的常客，凭借深厚的历史知识和过人眼力，成为收藏高手。与革命文物的偶然邂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八路军129师的故事王金昌早就耳熟能详。这个被誉为“抗战最能打”的师战功赫赫，令日寇闻风丧胆。关于这支神勇的队伍一直有很多传说，王金昌从《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中对其屡建奇功的原因豁然开朗：这份14页5000余字的草案，关键内容有二：视群众利益于最高；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

王金昌极度兴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材料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马上掏出几十元钱买下。

几年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专家鉴定称，这是“历史文献的珍本”，对于研究我党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1995年，他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军博。

熟知王金昌的人说，他收藏革命文物不是兴之所至的雅好，而是带着感情和信念。

王金昌的红色收藏主要集中于书报、日记等文献材料，遴选的标准建立在他个人对党史的独特视角，强调重要性、稀缺性、生动性。这些文物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在宏大叙事之外，打捞了诸多具体而细微的历史细节。如中华苏维埃开具的村民结婚证和废婚证，反映了苏区倡导婚姻自由；一封红军家信中写道：“只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才能保障分田胜利”，揭示了土地革命凝聚民心的力量……

王金昌的藏品中不乏珍品、孤品。如苏区石印版的《中共六大党章》，党史专家认为可能是于今仅见的一份单行本。此外，他还收藏了全套《向导》。《向导》是第一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于1922年创办，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1927年被迫停办，共出版201期。

王金昌的收藏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博物馆、图书馆大规模建设翻新，大量书稿和文件材料被清理、废弃。之后，扫描和数字技术普及，一些图书馆管理者忽视实物版本的保存，导致一些珍贵资料被丢弃。此外，一些政府机关不注意保存重要文献，使一些领导人和历史名人的文字材料被不经意地当成废品。

王金昌说，那些手书、油印的文字材料数量有限，其所记载的内容不可篡改，因而十分稀缺珍贵。由于岁月侵蚀和战争环境残酷，许多材料纸张变黄、发脆，虫蛀、雨打、火烧的印迹明显，但破损的外形与残留的内容，无不传递着宝贵的历史信息。

随着留存在世的文献越来越少，收藏变成一场跟时间的赛跑。很多年里，王金昌是京城“破烂王”的大主顾，一接到有废书废报的电话，就火急火燎地去验货。小区的保安常常纳闷：这位明明是个大老板，为啥总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运破烂？

王金昌除了在全国各地的文物市场“捡漏”，更常常趁假期在江西、湖南、湖北等革命老区四处奔波搜寻。

2006年，王金昌迎来了收藏史上的一次大丰收。江西老区赣州进行大规模新农村建设，拆旧建新的过程中，在墙缝、房梁中发现了100多件中华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革命文物。当时已经有人购买，王金昌得知其中有1930年兴国县苏维埃编印的《红军歌曲集》，感到非常珍贵，志在必得。为此，他毅然将一件收藏的价值数十万元的明洪武时期的瓷碗卖掉，收购了这批文物。

　　文物“述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纵观王金昌的收藏，可谓一部浓缩、实物版的革命史，人物与故事栩栩如生。

北京忠良博物馆馆员吴花说，很多观众深感惊讶，私人收藏居然有陈独秀主编的全套《新青年》杂志以及大量“赤色书刊”。

100年前，中国的命运处在十字路口，救国主张五花八门，政党团体不计其数，各方势力粉墨登场。100年后，很多人追问：拯救中国的为什么是共产党？

令王金昌十分震撼的一件文物，是一张用草纸写的《卖女状》，一位老人被逼无奈要卖掉十几岁的女儿。王金昌说，看到这个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参加红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妇女参加革命。

北京忠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大型石碑拓片《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深红色的拓片长2.7米、高2.16米，由朱砂拓印，全文约1500字。字迹清晰、画面精美、气势磅礴，是很多参观者打卡留影的背景。

博物馆馆长张晓东与同事经过实地探访得知，碑刻是由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巴中县特别市委员会于1933年11月刻成。十大纲领是中共六大提出的，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

拓片背后的石碑充满传奇色彩。1935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北上后，国民党巴中县县长杨杰下令，让民工砸碎刻有《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的石碑，称“毁其碑、除其毒”，石碑的三块石板被断成九块。民工感念红军，趁黑夜将碑块埋于西城门内侧的壕沟里。

王金昌还收藏了一份毛岸英手写信件仅有的复印件。这是他在一家出版社处理的旧资料中发现的。在这封写给杨开慧姨妈之子向三立的信中，毛岸英谈及一件家务事——舅舅提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岸英在信中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补遗于万一

通过查阅资料、访问专家与当事人亲属，王金昌不断挖掘文物的内涵。白天，他是长袖善舞的企业高管；晚上，他独守青灯引经据典，甄别藏品的真伪和价值。

人民出版社将王金昌收集的大量票证、公函、报刊进行整理，出版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典藏》。这些文物表明，陕甘宁边区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在序言中写道：这条道路不仅支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的基础。可以说，新中国经济直接从这里走来。

30年里，王金昌还整理出版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典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平日记》《建国日记》等书籍，并撰写了大量散文、小说，为一些电影、电视剧的编剧提供历史资料。

他有别于官方叙事的个人视角，复活了大量淹没在岁月长河里的人物与故事，拓展了人们考察历史、观察人性的视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争议人物的发现。

2006年10月，王金昌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偶然发现了20本共约150万字的手写日记本。记载了作者自1938年到1943年的生活历程。日记本异常整洁，漂亮的墨水钢笔字和行云流水般的纪实书写深深吸引了王金昌。

后经了解，作者董毅出生在民初仕宦人家，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所辖天津任职。1938年，他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董毅的日记，详细记载了日寇给北平百姓带来的生命威胁和生活困苦，同时真切反映了爱国青年对侵略者兽行的愤恨。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金昌整理的五卷本《北平日记》。

王金昌说，如果我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物，能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补遗于万一，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作为迟来的祭祀，为下一代提供直观鲜活的革命史教材，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记者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