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能带来一些意味深远的巧合。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时,香港特区也迎来了自己的24岁生日。
在时间坐标系的重要节点上,一百年来,香港的命运从来都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连,须臾没有分离。
这是一段风雨兼程,却愈发明亮的未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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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迎来第一抹晨曦
红色故事的开头,始于一百年前。
即使当时的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中,或曾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载着中国未来的“红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到达这个港口。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几个月之后,红色的风从码头悄然登岸,来到香港。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抗日家庭第三代许桢强调:“从成立到建立新中国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与香港的渊源非常之深。”
对此,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刘蜀永表示赞同:“香港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由来已久,香港的工人运动更为中国共产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骨干。”
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香港很多革命活动,都与它的港口属性有关。
太平山顶俯瞰香港(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1929年底,船到香港。准备下船的“富商”悄悄塞给警察4块钱,警察用粉笔在箱子上画了一个放行记号。
被当成走私者的人,却是一位地道的革命者,两只豪华大铁皮箱里装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收发报机。很快,沪港两地的地下电台通报成功。
之后,九龙弥敦道一间小房子中频繁发出的红色电波,带着香港的海风,到达中央苏区。
火种点燃,愈发明亮。
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正式成立。名称几经变更,但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香港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世代生活在香港的人,并没有因为遭受长期殖民统治而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沙头角罗家大屋旧貌(2019年3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1941年12月,日寇踏过深圳河。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派出武工队秘密潜入港九。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港唯一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是以香港同胞为主体的中华儿女组成,之后它被命名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96岁的陈水粦,是目前健在的东江纵队老战士。儿时老师教唱的一首《松花江上》,一直在他心中吟唱。
跨越了80年,记者去采访这位老人。迎面而来的,是老人致敬的军礼,那是隔着漫漫岁月,老人至今未曾忘怀的军礼!
东江纵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在香港狭窄的土地上打游击战,在侵略者的围追堵截中存活并壮大,每一处战场,都是血肉长城。
这支不怕流血牺牲的队伍,这支心中装着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队伍,将共产主义信念的火种播撒在香港的土地上。
港口 赤子之歌响起
跨海、翻山、渡河、穿过封锁线。
划在地图上的几条简单线条,就是当年血与火的生命通道。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张贴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他们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灯片,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到日军占领司令部“会面”。
古老中国的文化之脉,怎能断于寇仇之手!
中国共产党启动了庞大而周密的营救工程——100多天中,800多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神奇地从香港“消失”。
香港,对中国革命而言,是运输线,是中转站,是补给港。
从这个海港发往内地的,还有足以“救命”的庞大物资,承载着救亡图存的赤子之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1938年夏到1941年秋,通过商贸机构“联和行”,运往内地抗日前线大批紧急物资和资金。
“联和行”老板杨廉安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他为自己缝制了一件特殊马甲,将所有的钱卷成小卷,细心塞进夹层中的口袋。就这样,带着存在“联和行”内的资金和党的经费,杨廉安融进向西的逃难人群。
跨珠江、西江、长江;
翻南岭、武陵山、大娄山;
乔装成难民、和尚、乞丐……
一个人,一路徒步,躲藏于荒野,辗转于战火。
6个月后,他走进重庆,将香港带出来的资金分文不少地交给了组织。
杨廉安还有一个名字——共产党员秦邦礼。
一场特殊的宴请在香港开席。推杯换盏中,商讨的是投奔光明的计划。
1949年9月19日晚,“海辽”轮启锚秘密北上,历经8天9夜,冲破重重封锁,完成了2000多海里的起义航程。
10月1日,几乎和天安门升旗同一时刻,“海辽”轮成为新中国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海轮。
三个半月后,香港招商局的办公大楼、仓库、码头上空,同时升起中国国旗,13艘轮船汽笛齐鸣。
这是港口特有的语言,他们用这样的语言宣布:我们已投入祖国怀抱!
700多名招商局船员,大多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技术骨干,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
在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在香港组织船队,为祖国运送大量急需物资,为新中国抗美援朝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在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那些穿着西装,但永远自称“我们中国人”的香港同胞,从来没有旁观,没有缺席,一直追随着中国共产党。
港口 助力改革开放启锚
1979年,世界上一家著名财经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的文章。文章写道: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划缺乏经验。
历史给予香港为国效力的另一种可能。
一批批爱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兼具的香港各界精英,意识到了国家的急需,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助力内地改革开放扬帆启航。
“从上中学到留学国外,我一直都很关注国家的发展。”曾任四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内地政府干部、高校教员、企业管理人员授课培训。
她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日程表:6点左右起床,8点多到深圳罗湖关口,9点就开始上课,直到下午5点从罗湖返回香港。
2018年9月23日拍摄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西九龙站。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同时,一条参观学习的路线,在香港制定。这是一条涵盖了服装厂、印染厂、电子厂、玩具厂等香港当时最出色生产线的学习线路……
改革开放之初,内地需要在与世界的差距中找到改变的突破口。离内地最近的香港,是最直接的求索之地。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在中国内地批准的外资项目中,47.4%与香港有关,来自香港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11955亿美元,占内地的52.2%。
中国1.8万公里的漫长大陆海岸线上,分布着87个主要港口,香港是最独特的那一个。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内地远眺全球的登高之处,它为改革开放出力,也从国家发展中得益。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香港的成功转型归因于内地:乘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香港顺势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以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等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大都会。
在全国政协委员霍启刚看来,从抗美援朝开始,爷爷霍英东走过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一生。
“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让中国走向一条更美好的道路,能够把中华民族带到一个新的高点。”霍启刚说。
港口 你就在我的怀抱里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也从未缺少关怀。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内地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即投巨资兴建东深供水工程,开通“三趟快车”,保障了香港80%的用水和90%以上的鲜活冷冻食品供应。
1972年,石油供应下降带来的恐慌迅速蔓延至香港。对于工业刚刚腾飞,所有能源都依赖进口的香港,如何有效保障民生和生产?
此时,中国刚刚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但中央没有丝毫犹豫。很快,一艘装载着500桶煤油的木船靠岸香港,随后,源源不断的内地石油开始缓解香港市场的紧张局面。
回归后,香港经济先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的影响。特别是“非典”暴发时,香港经济面对的是罕有的长时期调整及通货紧缩。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对内地同香港的经贸加快融合和促进长远发展发挥了积极推进作用。同年,中央出台个人游政策,鼓励内地个人前往香港旅游,促进香港旅游业和零售业复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推出14项措施支持香港。2011年,“惠港36条”推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第一时间对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给予了指导和支持,在内地防疫物资紧张的情况下,协调大批口罩和其他防疫物资来港,全力保障对港生活物资稳定供应,大力协助滞留内地和国外的港人返港,及时派出核酸检测支援队……
香港市民代表在香港九龙维景酒店欢迎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抵港(2020年8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香港恒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施荣怀说,每当香港遇到困难时,中央政府都想尽办法全力支持。
撑港,挺港,惠港,保障香港,支持香港……在祖国的怀抱里,香港从来不是独自漂泊的孤帆。
香港虽然是港口,但国家才是香港真正的避风港。
著名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在长期的发展中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实现了可持续的政治制度支撑和领导,能同时实现这“三个可持续”的国家及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看,少而又少。
国家的强大,让香港看到更多“背靠祖国”的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是香港经济起飞、繁荣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刘蜀永说。
港口 开启“一国两制”航程
1997年,“不列颠尼亚号”载着末代港督和殖民者的旗帜,驶离维多利亚港。
香港会展中心的旗杆上,降下来的是百年的屈辱,升起的是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尊严。
香港的码头,迎来了“一国两制”新的出发。
早在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示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经过长时期的探索与研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以“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历史遗留问题。
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的嘉宾合影留念(6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坦言,“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制定过这么开明的政策。
“一国两制”,这是在社会主义的大厦中,保留一扇资本主义的窗口。上世纪80年代,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政治眼光、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之一。
创新,就意味着突破、创造,也没有任何国内外的经验可以照搬。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自信、有能力的政党。”谭耀宗说。中国共产党以超凡的自信和能力,领导和捍卫香港“一国两制”事业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过去24年,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将“一国两制”从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和“重大课题”,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凡勇气和洞察力,在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和对世界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
港口 是我和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坚持全面准确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稳妥应对和处理港澳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港澳繁荣稳定,引领“一国两制”实践在乘风破浪中取得新成功。
当反中乱港势力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治港,筑牢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线,维护了“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粉碎了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一国两制”在香港重回正轨。
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表明,如今的香港,不是反中乱港分子来去自由的中环码头,不是“颜色革命”的避风塘,更不是昔日西方列强为所欲为的跑马地。
“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强调,今天的中国高度开放、日新月异,足以凭国家之大、活力之盛,为香港增优势、拓空间、破难题提供强大动力。
“一片初心红到老,百年风雨视等闲。”84岁的香港企业家施子清手书对联以表心声。“只有国家富强,香港才能维持繁荣稳定。”他说,“我一生都会跟着党走,这不会有错。”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另一座城市,27岁的香港青年黄钊逸也得到“为人民服务”的满足感。
作为广东首批、广州市南沙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公务员,在防疫管理服务一线工作中,他不仅亲身感受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强大的向心力,更增加了自己对内地和大湾区的信心。
家族11人先后参加抗战,东江纵队的后人黄俊康等罗家后代,最近共同作出了决定:将价值2500万港元的罗家祖宅永久借出,作为香港首个纪念抗战专题纪念馆馆址。
对于前辈们慨然赴死的信念,罗家后代多次问自己的前辈,家里那么好的经济条件,为什么要抱着必死的信念参加共产党、游击队?
老人回答,他们看到了英国人怎样统治香港,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也看到了国民党怎样腐化、怎样奴役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让中国更强大,让香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