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作者：秦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罗天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秉持科学精神，以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在中国主动积极的配合下，世卫组织专家两次来华开展溯源联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得出了权威结论，使得溯源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推进，中国的付出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然而，此前一直称赞中国抗疫工作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突然重抛“实验室泄漏论”，再次提出将中国重新列入调查范畴，出乎世界的意料。尤其在大量科学证据已然证实武汉实验室不可能传播病毒之时，世卫组织的这一表态很难被认为纯粹出自科学因素。在西方一些国家整体对华有罪推定的舆论氛围下，世卫组织对科学、诚实地进行溯源工作显然有心无力，谭德塞前后矛盾的表态亦部分反映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的联合压力。

重拾多边外交，被认为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拜登与前任特朗普最大的不同。美国盟友也因此极力欢迎拜登的当选，认为这是多边主义在全球的复苏，但是，通过观察不难看出，拜登并无全盘回归的意图，其回归多边国际机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无论是重返《巴黎协定》抑或是回归世卫组织并缴齐会费，美国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加强全球合作，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解决全球气候或卫生危机，相反，美国的“回归”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最直接的动力在于避免因自身的缺位而导致中国获得相关国际组织的领导权，进而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因此，美国重归世卫组织以来，并未展现出解决这场全球卫生危机的想法，相反其不断试图“甩锅”中国。

在世卫组织进行第一阶段调查之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前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就不断强调病毒可能从武汉某家实验室“逃逸”而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28日播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中表示，对中国官方参与“协助编写”世卫组织报告感到担忧；美国卫生部长泽维尔·贝塞拉更是在报告发布近两个月后的5月25日敦促世卫组织确保对新冠肺炎疫情起源的下一阶段调查是“透明的”，矛头直指第一阶段世卫组织报告的可信度。正是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之下，谭德塞在此后态度暧昧，甚至在近来完全无视科学因素表示支持再次对中国进行调查。因此，美国回归世卫组织是假，不过是想借此机会破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应该说，美国一些政客不断鼓噪“武汉实验室泄漏论”，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7月13日，美国民调机构技术计量政策与政治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四分之一的民众确信，中国政府“有意”在实验室中制造病毒，并“有意”释放出来。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应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支付赔偿。这与此前另一项由美国媒体Politico和哈佛大学举行的民调结果基本一致，逾半数公众认为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泄漏”。

在美国国内抗疫不力的背景下，寻找一个替罪羊成为美国政客最好的选择。因此，尽管民调往往与科学无关——甚至其得出的结果还更接近于反智，但西方政客仍然会将遵循民调视为一件惠而不费之事，拜登政府才会如此热衷“武汉实验室泄漏论”，并施压世卫组织要求重启调查。

且不论美国坚持“武汉实验室泄漏论”的反常性和反智性，这并非美国第一次通过政治和经济强权来胁迫世卫组织。事实上，美国的强权政治贯穿整个世卫组织的历史。作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蓝图的一部分，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的想法本身就是由美国提出，并着眼于巩固美国霸权的。自1948年成立后，从世卫组织的财政预算到组织架构以及关键岗位的人事任命，美国的压力无处不在。美国试图将世卫组织作为“美国的”国际卫生机构，正是苏联及其盟友于1949年退出这一卫生多边组织的原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领域领导权的下降也是美国一手所致。20世纪70年代，以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经济新秩序”原则为标志，世卫组织已由占据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所主导。为此，美国通过操纵财政预算改革，推动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介入并获取全球卫生的领导权，并在许多方面挤占和扰乱全球卫生版图，迫使世卫组织权威和地位下降。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自身推行的全球卫生计划，着眼于美国国内选举政治，但在实施效果上却直接影响了世卫组织数项传染病控制的长期优先事项，损害了世卫组织更接地气的长期传染病防控项目，从而削弱了世卫组织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尤其是2005年美国促使世卫组织修订《国际卫生条例》，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新条例严格限制了世卫组织对新发传染病的数据收集和执行权，这使得世卫组织受到法律上的束缚，不足以应对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大流行病和疫情的全球暴发。可以说，正是美国一手限制了世卫组织的应对能力，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散播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特朗普的撤资决议，还是拜登政府的“伪多边主义”，通过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都在进一步降低世卫组织的公信力。这明显妨碍了世卫组织在1948年成立时提出的，并为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所正式明确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卫生理想。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病，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尊重”，尊重科学。而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不过是打着合作的旗号，将科学问题政治化，进而罔顾事实，达成自身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