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海洋工作关乎国家核心利益，是党和国家外交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边海工作，始终把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性地解决了各类边海问题，有力维护了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1922年，党第一次提出时局主张，明确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企图用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换取日本停止进攻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紫石英”号事件强调：“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表示，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巩固边海防安全，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周边战略环境不断改善。

20世纪60年代，我国相继与缅甸、尼泊尔、朝鲜、蒙古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划定边界线一万余公里，占我国陆地边界总长的近一半，形成了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高峰期。针对外国势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党中央运筹帷幄，果断决策，坚决反击针对我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取得了多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维权胜利，有力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新中国不断巩固海防,开展海洋法治建设。1958年，我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确定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声明》是新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实践。

三、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积极稳妥处理边海问题，推动边海外交迈上新台阶。

在“睦邻友好、稳定周边”外交方针指引下，我国相继与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等6个国家谈判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迎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二个高峰期。至此，我国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国家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划定并勘定国界线约2万公里，占我国陆地边界的90%。同时，我们与印度、不丹就边界问题加强沟通，保持未定界地区总体和平安宁。中国和印度就管控边境局势签署协定，建立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并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中国和不丹1984年起举行边界会谈，双方就解决边界问题指导原则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我国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构建公平合理的海洋秩序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海洋立法不断完善，全国人大通过多部涉海法律，为海上维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我们坚持灵活务实处理海洋争端。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在坚持“主权属我”的前提下，创造性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为我国同邻国妥善处理海上争议提供了指南。在这一原则指引下，我们同东盟十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菲律宾、越南等国缔结双边涉海合作协议，同日本就妥善处理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同越南成功划定北部湾海洋界线。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边海外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实现以陆地为主向陆海统筹转变、以安全为主向安全与发展并重转变、从规则执行者向规则贡献者转变等一系列重大转变，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边海外交新局面。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稳妥处置了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和加勒万河谷事件，有效管控边界危机，有力捍卫了领土主权。我们稳妥推进南沙岛礁建设，妥善应对南海仲裁案，推动南海问题重回由直接当事国谈判协商的正轨。我们坚决阻遏域内外国家海上侵权，有力应对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坚决反击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实现对钓鱼岛海域正常巡航执法。

同时，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海洋强国战略思想，扎实推进涉海对话合作，妥善管控海上矛盾分歧，积极参与制定地区规则秩序。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同意通过对话磋商管控钓鱼岛和东海局势。中韩正式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努力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海域划界问题。我们坚持“双轨思路”，与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南海建章立制迈出新步伐。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我们大力推动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边境口岸开放升级，促进跨境经贸交流合作。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与邻国协议开放口岸100多对，规划和建设17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地区互联互通和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陆地边界管理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强边固边、兴边富边提供了强大依托。

五、党领导下的边海外交百年历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边海问题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涉及诸多复杂敏感因素。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边海外交的根本特征和优势所在。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总揽全局，高瞻远瞩，坚决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最大程度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党在边海斗争中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根本准则，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有力维护了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第三，和平解决是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本着公平合理、友好协商原则，通过谈判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涉海问题上，我们在坚决维权的同时致力于维护海上和平稳定，同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海洋争议。这些政策和做法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认同，展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愿和决心。

第四，保持战略定力是关键。边海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复杂过程。我们准确把握边海工作在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解决边海问题的主动权。

第五，加强统筹协调是保障。边海工作既涉及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也涉及战略和策略运用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各方面协调配合，统筹好“维权与维稳”“机遇与挑战”“安全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回顾百年，党领导下的边海外交波澜壮阔。展望未来，边海外交将迎来更加光明远大的前景。我国边海外交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持续推进边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开启依法治边、依法治海新篇章，为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不懈努力。

《 人民日报 》（ 2021年08月13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