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克孜尔

美术界最早的党员韩乐然在龟兹故地的文化苦旅

作者： 易舜

克孜尔石窟在艺术史上独一无二

时至今日，纵然有着“第二敦煌”的比附，但前往克孜尔石窟参观的游人仍不算多。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它开凿在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渭干河在石窟南边蜿蜒流淌，它最终将注入塔里木河。当克孜尔石窟赫然出现在这片山河中，龟兹这两个字也同时印刻在脑海中。龟兹国是丝绸之路天山南道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自从汉朝张骞“凿通”西域后，龟兹就与中原王朝有了联系，到了唐朝，曾以龟兹、焉耆、于阗、疏勒为“安西四镇”，其中龟兹为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乐舞在唐朝广受欢迎，玄奘西行取经时途经龟兹，说此地“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玄奘在龟兹待了两个月，有机会深度观察龟兹的风土人情，当然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龟兹的佛教，此地“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龟兹尊崇的是小乘佛教，与玄奘尊崇的大乘佛教并不相同。

大约在公元二世纪，佛教传入了龟兹，很快就成为了龟兹文化的主流，在王室和贵族的支持下，普建佛寺、广开石窟，龟兹石窟由此诞生。龟兹石窟是龟兹各个时代开凿的石窟的总称，留存至今的还有二十多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石窟的开凿时间比敦煌石窟更早，它大约兴起于公元三世纪，衰落于公元八到九世纪。

克孜尔石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站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前，大可不必在意画的是谁，也不必在意是犍陀罗风格、笈多风格还是其他什么风格，让眼睛在缤纷跳跃的色彩与接连不断的形象中任意游走，尽情感受这份古老文化遗产的美。

然而，这份美却在近代遭到了残酷的切割。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来到克孜尔石窟，首开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行，俄国、德国接踵而至。二十世纪初，德国派遣所谓“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四次进入新疆考察，其中两次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割取了大量壁画，他们还割取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德国割走的壁画，不少毁于二战的战火中。

克孜尔石窟经历了这番蹂躏后，现存洞窟349个，壁画近1万平方米，还有少量彩绘泥塑遗迹。这些原地保存的壁画，在经历了千年的时光后，依旧光彩动人，尤其是那抹温润的蓝色。克孜尔石窟早期大量使用青金石作为蓝色颜料，这是产自阿富汗群山中的珍贵天然颜料，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龟兹。艺术家对青金石有着长久的痴迷史，文艺复兴时代的米开朗基罗因为没有青金石而让画面留下空白至今。克孜尔石窟能大量使用青金石，足见那时龟兹的富庶。

今天前来克孜尔石窟参观的游客，大多会进入10号窟，壁上有一段用白色颜料书写的文字：

余读德·勒库克著之《新疆文化宝库》及英·斯坦因著之《西域考古记》，知新疆蕴藏古代艺术品甚富，随有入新之念。故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只身来此。观其壁画琳琅满目，并均有高尚艺术价值，为我国各地洞窟所不及。可惜大部墙皮被外国考古队剥走，实为文化上一大损失。余在此试临油画数幅，留居十四天即晋关作充实准备。翌年四月十九日，携赵宝麟、陈天、樊国强、孙必栋二次来此。首先编号，计正附号洞七十五座，而后分别临摹、研究、记录、摄影、挖掘，于六月十九日暂告结束。为使古代文化发扬光大，敬希参观诸君特别爱护保管。

署名为“韩乐然”。那么，这位韩乐然是谁？

韩乐然是中国美术界最早入党的党员

韩乐然是第一个自主考察、研究、保护克孜尔石窟的中国人，在艺术家的身份之外，韩乐然还是一位革命家，并且这两层身份是不能分开来论的。

1898年，韩乐然出生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一个贫寒的家庭中。高小毕业后，韩乐然不得不辍学，找份工作养家糊口。1919年，因为参加反日活动被盯上，韩乐然被迫离开家乡，前往海参崴，不久回到国内。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韩乐然此时正在上海，他在四个月前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1922年，韩乐然在上海结识了蔡和森，蔡和森当时正主持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韩乐然成了《向导》的热心读者，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1923年，韩乐然光荣入党，成为中国美术界最早入党的党员。

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韩乐然回到东北从事革命工作。美术教师这一身份，为他从事革命工作提供了掩护，他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为进一步建立组织打下了基础。1925年，韩乐然与任弼时派遣的吴丽实、李大钊派遣的任国祯共同组建了中共奉天支部，这是党在沈阳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在沈阳外，韩乐然还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经党组织批准，韩乐然去往法国。韩乐然考入法国卢浮尔艺术学院的那年，日本人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迅速沦陷。日本人一手炮制出的伪满洲国，“招诱”在外游学的东北学子“回国”，韩乐然等六位留法东北学子于1934年3月6日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人侵略东北的暴行，揭开伪满洲国“招诱”留外学子，乃是担心其“发奋图强，于彼不利”，宣言最后慷慨陈词，他们“目睹国土之被割裂，同胞之被蹂躏，无不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冀有执戈杀贼之一日。虽以学业关系，一时未能归国，作驱贼之壮举，亦绝不至受贼胁诱，为国家民族之羞。”

韩乐然是自费来法留学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常常要靠卖画为生。在醉心艺术之余，他从未忘记革命事业，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祖国，迅速投入到抗战宣传工作中。韩乐然在武汉参加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工作，这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南京沦陷后，武汉作为全国抗战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冼星海在这里创作抗日歌曲、组织群众抗日歌咏活动，韩乐然在这里创作了多幅大型宣传画作，悬挂在江汉关、黄鹤楼等武汉地标性建筑上，它以巨大的尺幅、充沛的感情力量，激起人们的抗日决心。

武汉沦陷后，韩乐然转去重庆。1939年4月，韩乐然被派到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党政委员会”工作，任少将指导员，督察晋东南抗战前线国共两军合作。利用这一身份，韩乐然秘密开展统战工作。他两度到晋东南抗战前线视察，1940年5月第二次考察结束途经宝鸡时，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勉励狱友“在不伤害同志、不破坏组织的情况下，要争取出狱，继续为党工作”。1943年，在多方营救下，韩乐然出狱。

韩乐然两访克孜尔石窟，为后人研究打下基础

韩乐然出狱后，国民党当局对他的生活做了种种限制，如只能在西北活动，只能画风景，不能画劳苦大众。1944年，韩乐然全家搬到兰州，开始了对西北的广泛游历，西北那荒凉壮美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他，多彩纷呈的民族风情吸引着他，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也吸引着他，怎么可能只画风景不画劳苦大众，更何况韩乐然认为“不许画劳苦人们，给他们粉饰太平，恐怕是办不到的！”

在韩乐然这一时期的画作中，纺羊毛的妇女、库车的钳工、烤馕的维吾尔族人成为了画面的主角。他喜欢和少数民族同胞交朋友，1946年4月至6月，韩乐然第一次进入新疆考察，与克孜尔石窟相遇，他发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第二年再访克孜尔石窟时，他带来了许多药品。他还希望自己的助手陈天能学些基本的医药知识，造福当地群众。韩乐然第二次考察克孜尔石窟时，他的房东是维吾尔族同胞，房东将仅有的一间完整的住房给了韩乐然，自己住进了一间没有房顶的屋子，韩乐然得知后，出钱盖好了房顶。在考察期间，韩乐然和同伴们甚至还学跳维吾尔族舞蹈。

在韩乐然留下的不多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克孜尔石窟之行给他带来的震撼。他认为“不要说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也难找到像这样的佛洞”，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看到了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已注意到光的表现和透视”，“最完美的就是他们人体的描画不唯精确而且美，有几个没画佛的画洞里，上面绘有人体解剖图，骨骼的肌肉的都有，看样子像传授似的，可证明当时画画的人不是普通的画匠，而是有思想有训练的信徒们”，“这些作品是有着高尚价值的”。

韩乐然的两次考察不止是艺术苦旅。韩乐然来克孜尔石窟的交通工具，是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支援的卡车，据路易·艾黎说，韩乐然还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7年7月30日，在完成第二次新疆之旅后，韩乐然携带着在克孜尔石窟所绘的油画、水彩画和摄影作品，登上了回兰州的飞机，由于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49岁。韩乐然的克孜尔石窟研究计划，刚刚开了个头，就这样中止了。

韩乐然遇难后，他的妻子刘玉霞将一百多幅韩乐然的画作捐献给了国家，今年这批画作在新疆美术馆展出。新疆美术馆是在今年正式建成开放的，是落实文化润疆治疆方略的重要成果，展出中国美术界最早入党的党员且对新疆有深厚感情的韩乐然的作品，意义非凡。

韩乐然未完成的事业，也有人继续完成。1985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后改为研究院)，承担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多处龟兹石窟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今年，研究院研究员赵莉出版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她所做的工作是要调查清楚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再考证出它们在石窟中的位置，最后进行数字化复原。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赵莉做了近三十年才有了今天的成果，赵莉说这项成果“将成为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的工具书和案头书，我们掌握了话语权。”

韩乐然、赵莉是西行到了克孜尔石窟，而公元四世纪诞生于龟兹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则是从龟兹一直向东行，今天克孜尔石窟前摆放了一尊鸠摩罗什塑像，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却是在千里之外的长安。西来东往，以文化沟通心灵，千里之隔不觉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