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先怡衡供图

绿松石，又叫松石，通常呈蓝、绿色，常见块状、结核状，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玉种。

考古学家们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绿松石文物，距今9000—86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此后，绿松石逐渐被中原其他地区的居民接纳：河南裴李岗遗址、沙窝李遗址以及郏县水泉等遗址，先后发现一批绿松石制品，仰韶文化的先民甚至发明了粘结型镶嵌工艺，用粘结剂把琢磨成型的绿松石片镶嵌到其他物品上。

伴随着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不断发展，绿松石以中原地区为“放射”原点，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异彩。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后来的陶寺文化、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绿松石制品。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将绿松石作为珍贵的装饰材料。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南方地区的屈家岭、大溪、石家河、石峡文化等地，绿松石如漫天星斗般闪耀在东方。

夏商周时期，绿松石成为夏文化的象征之一，制作工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嵌入的绿松石厚度仅0.1厘米，采用满镶工艺，密不透风且色泽统一，使用的粘结剂近4000年依旧保持粘合力，令人惊叹。同样是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的“龙”。石龙形体宏大，巨头蜷尾，身体曲伏有致，用绿松石片拼合出菱形鳞纹，制作之精巧、所用绿松石之多，世所独有。

这两件文物，反映出古人对多种材料一体化加工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技术储备，也说明夏代绿松石手工业已经存在严格分工和制作标准。考古学家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绿松石作坊，位于宫殿区南部，暗示绿松石手工业是由统治阶层直接掌管的。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嵌绿松石象牙杯、周原遗址出土的大量嵌绿松石车马器等，具有同样的“高等级”特征，充分彰显绿松石在夏商周时期的特殊社会地位。

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绿松石，必然需要大量矿料。这些珍贵的绿松石矿从何而来呢？

现代地矿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绿松石矿主要分布在东秦岭山区和祁连山周边地区，资源较为集中，与绿松石文物“漫天星斗”式的分布是矛盾的。但这恰好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我国就存在大范围、远距离的“绿松石之路”，为我国早期人群交流和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

西北大学考古队在东秦岭山区的陕西洛南县河口、河南卢氏县竹园沟、湖北十堰市等地发现多处绿松石采矿遗址。其中洛南县河口遗址年代在距今3900—2500年左右，跨越夏商周三代，由大大小小10个矿洞组成，最大矿洞深约40米，最高处13米。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考古类型学分析指向二里头文化。用科技考古手段分析绿松石的微量元素、同位素特征，也证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绿松石废料确实来自河口。

商周之际，中原的绿松石文化和采矿技术传播到新疆东部地区。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绿松石文物出土于天山北路遗址，距今3500年左右。考古学家们在祁连山周边的甘肃敦煌、新疆哈密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古代绿松石采矿遗址。巴音郭楞州的黑山岭采矿遗址东西总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年代从商延续到春秋战国，已发现古矿点110余处，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采矿遗址。大量房屋、灰堆、陶器、木器和采矿石器、矿料、选矿点等生产生活遗迹，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采矿工业的发展状况和矿工生活的点点滴滴。

直到今天，绿松石仍然是中华大地上最受人们喜爱的宝玉石之一。它们被制作成项链、手镯、耳环等饰品佩戴在身上，被制作成工艺品摆件陈列在家庭和展览馆里，见证祖国的平安与富饶。美丽的绿松石，一直在讲述多彩的中华文明故事。（先怡衡 于 春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