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吴伟归安大高玄殿宝匣。作者供图

2013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完本硕，我阴差阳错地进入故宫博物院。其实这并不是我首选的单位，那时候“宫里”还没有考古的部门和岗位，虽然在硕士阶段专攻建筑考古方向，参与了一些古建筑调查测绘工作，但我还是一心扑在考古上，想做古建筑材料方面的研究。

“入宫”之后，我被分到了工程管理处，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部门。录取之后在官网上检索才知道，这是做古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工作。我有点伤感，看来就此要远离考古了。没想到，这是一次新的出发。

入职不久，我跟着任务分工参与了宝蕴楼修缮保护工程项目。刚走出校园的我，对一切充满好奇和兴奋：好奇的是，故宫的古建筑修缮保护有着怎样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兴奋的是，我似乎可以一展身手，毕竟自己还学了点古建筑知识。

然而，真正参与其中，我被泼了一盆冷水——自己以前学的偏重保护理念和形制研究，却解决不了修缮过程中实际出现的具体问题，对于北方官式建筑及工艺做法也基本不了解。最关键的是听不懂“行话”，一跟施工人员聊天就知道自己不懂行。

但考古人天性乐观，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而且对于考古人来说，下工地不算事儿，只不过我从原来的“入地”，变成了“上天”。

我每天干得最多的，就是背着相机爬脚手架，观摩外界难得一见的修缮工作，向同事、同行、施工方和工匠们讨教，把修缮的每个过程和做法都用相机拍下来，整理记录。不仅是自己参与的项目，我还经常串门到其他同事的项目中去学习。就这样慢慢地，我能看懂匠人们干的活了；又花了很长时间，我能看明白他们干得好不好了，到这一步，我才算是一脚踏进了古建修缮圈的门。

在宝蕴楼的修缮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古建筑有很多隐蔽的部位，这些部位蕴藏的很多信息，可能只有通过修缮才会重见天日，有的还可能颠覆以往的认知。

古建筑修缮的一些环节，其实跟考古的解剖、发掘过程一样，其间会有大量的原始痕迹信息暴露出来，而且很多信息在修缮过程中会消失，且不可逆，这更需要全面仔细地记录。但修缮工程的记录和考古记录并不一致，前者偏重施工工序，重点并不在于记录暴露出来的历史信息，这一部分往往一带而过。

我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考古和古建筑修缮之间的一个契合点。既然修缮的历史信息记录比较薄弱，而考古的强项正好是记录，那我何不发挥自己的考古技能，用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来加强这一方面的记录和研究呢！

很幸运，我得了一个好机会。2015年，我开始全面负责故宫大高玄殿修缮工程的现场工作。有了宝蕴楼项目的经验积累，我想把考古的理念方法运用到古建筑修缮保护过程中。此时，我已加入了故宫考古研究所，一个在我入职不久后、2013年年底成立的非建制研究机构。

我将古建筑的屋顶视为层层叠压的“考古地层”，对上面所有的信息按照营建层次和不同时期修缮所产生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提取记录，以获取其不同时期营建、修缮所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和工艺做法，最大限度保存“真实性”和“完整性”。

因此，我首次带领故宫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走上屋顶，在屋顶上布置探沟、进行“考古解剖”，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同时，我们把发现的重要遗物，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编号、记录与保存，弥补了施工中大量文物信息丢失的现象，也为后期的修缮保护方案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信息依据。后来，这被大家戏称为“屋顶考古”，也成为故宫考古的一大特色。

记录与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这是与考古工作最大的区别。考古是发掘完了回填、收工，回到室内整理研究；而修缮项目是在解体之后还要再安装还原回去。

曾有一座建筑的木基层残损严重，由于它在不同时代都经过修缮，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制做法，施工单位就来问我们和设计单位，以什么形制为准进行复原。木基层是古建筑的隐蔽部位，常常在施工图纸里得不到体现。但我们事先曾进行了详细的测绘记录，对现存的各种形制做法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原始做法。我们把数据图纸给施工方，他们非常惊讶，也是心服口服，并据此进行修复。

在修缮过程中，我其实更多充当一个信息记录员的工作，跟着工匠，哪里有修缮就“考古”到哪里。我似乎又回到了考古现场。

在屋顶上的“考古”，让我找到了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方向——在故宫把考古做成故宫特色，乃至中国特色，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考古的外延和生命力。从卸下的瓦、木、砖等各种构件上发现的信息，似乎在向我倾诉一部无声的史书，又像一幕幕电影在向我展示当时的人、文化以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