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作为佛教创始人，在南亚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中都有极高地位。释迦牟尼出生地的确定过程中，玄奘等中国高僧发挥了什么作用？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教授雷格米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指出，西行的中国高僧的记述对确定尼泊尔蓝毗尼是释迦牟尼出生地有决定性作用，突显不同文明交流交往的伟大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高僧玄奘、东晋高僧法显对释迦牟尼出生地的记述，对后世发掘研究有何作用？

雷格米：释迦牟尼(乔达摩·悉达多)是佛教创始人。根据传说，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妻摩耶夫人在蓝毗尼花园里，手扶娑罗树，在她右腋下诞生释迦牟尼。

佛教在南亚萌芽并发展后，受流行病、战争、信仰转变等因素影响，一些传说中的定居点和佛教神殿等建筑基本上消失了，包括可以证明释迦牟尼出生地的阿育王石柱等建筑都被埋藏在地下数百年，不见天日。

长久以来，释迦牟尼出生地在何处成了十分重要且敏感的话题。由于缺乏系统的历史记录，当地传说和祷词等只能给出模糊概念。研究者们发现，中国古代僧人的记述相对精确，能用作考古发掘的参考。

对于释迦牟尼，西方社会也很感兴趣。早在1812年，苏格兰学者弗朗西斯·布坎南就调查了印度布尔冈村附近的废墟以图寻找到释迦牟尼出生地。但他没能参考中国高僧的记述，努力最终折戟。除了发掘考古，蒙哥马利·马丁的《东印度》、J.M.莱德利的《法显和宋云西行记》等相关书籍也在西方受到热烈欢迎。

尼泊尔当时没有条件以科学方式进行相关考古探索。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偏爱将印度说成是释迦牟尼的出生地。19世纪70年代，印度考古调查局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出生地的考察，类似工作延续至今。

多亏了西行的中国高僧们。中国晋朝僧人支僧载在公元350年至375年间到过尼泊尔蓝毗尼，他也是到此的第一位被明确记录的中国僧人。支僧载记述说，阿育王将青金石石柱放在释迦牟尼出生后最初行走的7步之处。

公元403年，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到达蓝毗尼，看到了释迦牟尼诞生处的娑罗树和其母用过的水池。他在《佛国记》中指出，“城(迦毗罗卫)东五十里有王园，园名论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举手攀树枝东向生太子。太子堕地行七步，二龙王浴太子。身浴处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众僧常取饮之”。这段话描述了释迦牟尼的出生情况。文中的“夫人”指的是摩耶夫人，“太子”是释迦牟尼。

尼泊尔蓝毗尼圣园里的摩耶夫人庙及圣池。中新社记者 张晨翼 摄

公元636年，中国唐朝高僧玄奘到达蓝毗尼。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说，“箭泉东北行八九十里，至腊伐尼林，有释种浴池。澄清皎镜，杂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腊伐尼林”就是蓝毗尼。

位于陕西西安大雁塔南广场的玄奘像。中新社记者 张远 摄

法显和玄奘的文字记载，最重要的就是有了明确的方位和距离，给后世留下了具体的研究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玄奘看到了带有马头形状的阿育王石柱。当时石柱已经断裂，一大部分掉落在地上。

据此，考古学家联合当地官员在1896年于蓝毗尼挖出一根阿育王石柱，上刻敕文：天佑慈祥王登基二十年，亲自来此地朝拜，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

尼泊尔蓝毗尼圣园里的阿育王石柱。中新社记者 张晨翼 摄

1997年，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新社记者：在佛教四大圣地蓝毗尼、菩提迦叶、拘尸那迦、鹿野苑中，只有蓝毗尼位于尼泊尔，其它三地都在印度。上述发现使尼泊尔获得了什么？

雷格米：释迦牟尼在蓝毗尼出生、于菩提迦叶悟道、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最终在拘尸那迦涅槃。在这4个圣地中，只有蓝毗尼在尼泊尔。释迦牟尼被神化后，蓝毗尼也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就像基督徒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和穆斯林朝圣的麦加一样。

蓝毗尼还是一个主要旅游景点，仅2019年就吸引了近156万名游客。现在，以蓝毗尼摩耶夫人庙为中心的佛教旅游环线已初具规模，影响范围极广。

在精神方面，释迦牟尼的精神使尼泊尔人变得很友好。当然，释迦牟尼并不是尼泊尔人独享的，他属于全人类。

蓝毗尼还使尼泊尔赢得全球佛教修行者的瞩目，也成为印度教徒的一个重要参访地，因为印度教多数教派认为释迦牟尼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于是印度教也把释迦牟尼纳入了自己的体系。

我相信，在一个存在动荡、战争、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时代，释迦牟尼关于爱、和平、宽容的理念更为重要。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古印度文明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典、丰富的宗教文化，但几乎没有史学。释迦牟尼出生地的确定过程证实了这种观点吗？

雷格米：的确存在这种现象。如果没有中国僧人及书籍的支持，释迦牟尼出生地的确定会非常困难。

为何会这样？比如轮回思想是南亚绝大多数宗教的一个基点：生命会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不断经历生死：印度教主张人生轮回，佛教却认为可以解脱生死轮回。这两种观点虽然迥异，但都围绕“轮回”展开。这种思想本身就导致我们对当下的关注并不强烈，从而疏于记录。《吠陀经》《往事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经典著作中虽然有一些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记载，但在没有持续汇编历史事件的情况下，这些书要么是为主要人物的荣耀而写，要么是作为对神灵的虔诚吟诵而写，使得后世很难得出事件的确切位置和时间。

对释迦牟尼的记录也是如此：阿育王石柱也不是为记录历史，它只是充当一个指引，方便大家抵达庙宇。

南亚没有持续且深厚的史学传统还受客观条件影响。南亚大陆在历史上屡受域外力量的攻击，这不仅导致本土政权更迭频繁，还经常引发狂热的拆庙宇、砸雕像、烧毁图书馆等行径。破坏文化遗址和抹杀历史总是同步发生，自然不利于历史典籍的保存与流传。

中新社记者：佛教起源于南亚，后传入中国等地，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取得新的发展。玄奘等人的记述又将影响力传回南亚。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雷格米：佛教是蓝毗尼给人类的一份伟大礼物。其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卓有成效的。佛教在南亚衰落后，释迦牟尼基本是靠作为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而得以在宗教文化系统内延续。在中国，佛教与儒家、道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实现了长期不间断发展。

2019年5月1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灵光寺举行2019年佛诞节庆祝活动。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界人士、中外嘉宾及佛教信众千余人参加活动。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对尼泊尔而言，中国从来不是一块陌生土地。在我们的传说中，释迦牟尼出生前，文殊菩萨从中国来到尼泊尔。当时加德满都谷地还是一个大湖泊。文殊菩萨劈开乔巴尔山，让水泄走，于是加德满都谷地成为人们繁衍生息的热土。

2019年10月，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妇女在田里采摘千日红花和金盏菊。中新社发 普拉丹 摄

1967年，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吴丹在蓝毗尼朝圣期间，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建议将蓝毗尼发展为国际朝圣和旅游中心。如今，蓝毗尼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圣园，中国、奥地利、韩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也在此建造了具有各自国家特色的寺庙，蔚为大观。中国建造的中华寺前院中的玄奘像，仿佛诉说着那时文化交流的艰辛与荣光。

不同文明的自然融合，要在相互尊重下实现，从而达到整体进步。否则，就容易导致对抗和战争。战场上的赢家，也会是文明发展史上的输家。

中国和南亚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共享同一水源、同一片天空。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交流交往一直是健康的、互利的，堪称典范。(完)

2019年5月15日晚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化嘉年华在位于北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受访者简介：

巴拉穆卡塔·雷格米(Balmukunda Regmi)，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教授，尼泊尔-中国社会关系学院院长，尼泊尔全国教授协调会副协调员。他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时常在尼泊尔各大媒体上发表关于国际合作、脱贫、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