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二八淞沪抗战90周年。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行径昭然若揭。战争不仅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的创痛，也令一批来华国际友人身陷其中，他们留下了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佳话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由衷企盼。

历史从未离去。90年过去，诸多细节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鼓舞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热恋情侣亲历淞沪抗战

1931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年轻有为的埃德加·斯诺和活泼好动的海伦·福斯特在上海市中心一家新建的美式咖啡馆初次见面，彼此深深吸引。1932年12月，两人喜结连理。

这对年轻恋人，都来自美国，都有记者身份，在太平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有很多共同语言。但两人热恋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海伦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里称，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第一次淞沪抗战，是其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战争”。

据海伦回忆，1932年1月初，日军入侵上海的阴云已经蔓延到了公共租界，日货店开始大减价，有的店铺更名，一艘日本海军运输舰已驶入上海平静的港口。到1月27日，战争神经已经紧绷。她这样形容，只要门一响，或黄包车轮胎“放炮”，就不得不考虑如何进一步避难。海伦在给家人的信件中，用“悲惨”和“陌生”来形容当时的上海。她认为，中国孤立无援，“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军火”。这是她个人对中国防御力量的观察，字里行间都是忧心忡忡。

海伦写道，1932年1月28日，上海的华埠陷入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一方是日本人侵略，一方是中国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多年后，海伦找到了当年的一些信件和剪报，她当时曾主动撰写电讯稿称：“日本军机飞临上海市上空，轰炸了火车总站。华埠火光冲天，没有控制局势的希望。日本海军已完全占领了闸北地区。”

“中国人在抵抗！”在海伦的记忆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埃德加·斯诺从未闲着，他奔走各处，关注战事，目睹了日军在虹口进攻。“他们（指日本军队）一路杀过去，中国军人负伤，只得退后……”海伦的回忆录援引了当时埃德加·斯诺所描述的第一目击现场。

斯诺和海伦都以“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了1932年的第一次淞沪抗战。战争的残酷更快地拉近了两颗年轻的、渴望和平的心，战火中的爱情弥足珍贵，后来这对伉俪相继抵达陕北，家喻户晓的《红星照耀中国》得以诞生。

斯诺和海伦有共同的感受，在抗战烽火中，中国革命军人的形象更加清晰起来，他们不是散兵游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民族英雄。

穿越火线试图搭救鲁迅

“十九路军是一支以民族意识和勇敢闻名的南方军队。”“在那一次战役中，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是不容置疑的。民房和学校变成了医院，医生、护士和学生都自告奋勇参加服务，工人们直接参战或抬担架。700名工人和士兵一道守卫吴淞炮台，面对日本陆海空军的协同进攻，坚持达几个星期之久。”史沫特莱在其著名作品《中国的战歌》中，这样描写1932年发生在上海的第一次淞沪抗战。

她还写道：“这场战争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根据第一手资料对中国的士兵有所了解。在大多数外国人看来，他们都是不堪一击的雇佣兵。他们有不少人比孩子大不了多少，却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像中国的平民一样，他们不装聋作哑，能够无拘无束地谈出自己的想法，他们憎恨日本人，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没有理由打内战。”

史沫特莱十分珍视与著名作家鲁迅结下的友谊。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后，她曾穿越火线，希望营救鲁迅先生。

据史沫特莱回忆，她屏息静坐在车厢里，车飞快地行驶在两侧布满日军的街道上，“不等他们有时间举起手来要求检查证件，我们已经一掠而过”。她看到当时的虹口地区已经有一片毁于战火。抵达鲁迅寓所后，她一边猛力敲门，一边用英语和德语呼叫，但是没人应声。

史沫特莱扑了个空。她和同伴又疾驰着穿过日军阵地，回到当时的公共租界。她回忆，直到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才得知鲁迅一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及时搭救，有幸躲过劫难。

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还写道，战争期间，有不少朋友惨遭日本人杀害，其中包括自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欧美人士受伤。她认为，战争对人类的伤害不分年龄、不分国籍。

2021年，在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萃》中，公布了多封1932年上半年鲁迅与友人的书信，也提到了一·二八事变后，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标有“二月二十二日”落款时间的信中，他告诉友人许寿裳：“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无一取携，而大小幸无恙。”这里指的就是一·二八事变后，鲁迅得到内山完造的帮助，得以与许广平、周海婴一起离家避难的一段往事。

珍贵记忆“再发现”

国际友人1932年的上海战事亲历记，如今散见于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的一些中文译作中。

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江枫完成了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巨著《中国的战歌》的翻译，汉字约39万多字。江枫在译序中感慨，史沫特莱强调写作的真实。江枫认为，史沫特莱深知，只有真实，才是最强有力的，才能在“笔尖的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学者们还发现，史沫特莱极其敏锐地洞察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即将入侵中国的迹象。《中国的战歌》等报告文学作品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还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罕见史料。

我国长期专注于斯诺研究的专家、《我在中国的岁月》译者之一安危接受采访时表示，斯诺与海伦的相识相知，以及他们对当时中国现状判断的诸多共识，是后来促使《红星照耀中国》问世的一个特别因素。特别是在上海的经历，包括他们对当时抗战进程的采访，以及与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的密切往来等，更进一步激发了斯诺的创作灵感，让他日后一步步前进，从内心深处更加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尽管斯诺与海伦于1949年离婚，但两人作为战地记者的珍贵记忆，成为从国际友人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笔宝贵财富。

史沫特莱、斯诺等早期在上海留下的主要是现场文字实录、回忆录及老照片。上海音像资料馆在长期研究中受到启发，依托持续近30年的海外采集、研究整合而成的上海抗战历史影像资源库，进一步挖掘出“国际视野中的淞沪抗战”系列影像资料。

上海音像资料馆有关负责人说，围绕1932年和1937年，前后两次淞沪抗战开展的影像资料研究发现，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战争，是轰动世界的新闻事件，受到国际各大新闻社的持续聚焦和报道，并向世界各地传播，进而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历史影像。例如，当时美国的赫斯特新闻、环球新闻、福克斯新闻、派拉蒙新闻，以及法国的百代新闻等，都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报道了上海的重大新闻事件。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约90年前，一些外国记者在日军侵华的废墟前进行新闻报道，当时的中国平民饱受战争之苦，无论是斯诺等国际友人留下的回忆录，还是其他战地记者留下的宝贵影像，都在激励后人铭记历史、面向未来，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记者：许晓青  参与采写：田雨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