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做外卖骑手的第二年，付磊觉得，这样的工作再干几年“似乎也还不错”。

几天前，他刚刚过了20岁生日。对于年轻的付磊而言，外卖员这个“灵活就业”的工种在意味着可观薪水、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付磊是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缩影。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数字，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者已有2亿人，其中约有1300万名外卖骑手，已经占到全国人口基数的近1%。

这个群体正在被看见。3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记者问中提到“灵活就业”现象。“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确实很辛苦。”李克强说，应逐步采取完善政策，给这些骑手“系上安全带”。“让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既解燃眉之急，还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形式，扩大了就业容量，发挥了蓄水池作用。不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众包平台也应运而生。一方面灵活就业，一方面却没有“五险一金”，众包平台发展至今也被讨论至今。专家看来，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没有被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所以与从业平台之间的关系都是按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在劳动报酬等方面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工作时间普遍超长，此外工伤保险不足，未来在医疗和养老方面也会存在问题。

次日到账的获得感

19岁高中毕业，温俊进入一家小型企业工作，起初工资只有1500元。经过几年努力，踏实能干的温俊当上了小组组长，在厂里的日子一如既往地安稳又平静。转变发生在第4年：温俊结婚了，每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开始变得“寒酸”，和妻子商量后，自己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来到大城市谋生计。

如今温俊35岁，也在北京送了超过5年外卖。经过长时间经验积累，温俊现在能快速分辨订单配送的难易程度、商家的出餐速度以及配送过程中的最短路线。再加上日均10小时以上的工作强度，温俊每月收入都能过万。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一单5块钱，我再干得时间长点，有几个月收入在1.5万左右”。

虽然一个人背井离乡，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但是温俊觉得很有成就感，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自己每月可以往家里寄回7000多元，为孩子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温俊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可以上大学。

不过，像小温这样月薪上万的骑手并不算多。

多名外卖骑手告诉贝壳财经记者，通常情况下，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骑手才可以拿到1万元以上的工资，而大部分骑手会挑单或者隔几天休息一天。

37岁的张长林经常被骑友们称为“单王”。

每天一大早，张长林骑上电动车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10点只有零星订单时才会下班。“别人都会挑单子，哪个好送送哪个，他不一样，照单全收”。骑友眼中，张长林走路生风，讲起话来速度很快。

在与贝壳财经记者交谈时，张长林回忆，自己曾经在工地上做过10来年工，风吹日晒，各个工种基本都尝试过，工资也不低。如果对比差别，外卖员的收入方式明显占优：工地上一般是有活就干，按照季度结账，家里急用钱的时候很难周转。

张长林已有三个孩子，妻子在家专职带孩子，近几年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大房子，每个月房贷亦成了他不停奔波的动力。

31岁那年，在工友推荐下，张长林开始送外卖，一送就是6年时间。在他看来，选择送外卖最大的好处就是工资次日到账，每天干多少心里有数。张长林沉浸在被激活的日子里，基本全月无休。每次往家里汇钱，听到孩子们成绩又提升了一些，他不由得心底暗生成就感。

众包“大军”：职业瓶颈与保障缺位

上午11点，北京一家美食广场楼下，付磊倚靠在电瓶车上，时不时用手机刷新一下派单软件，遇到好送的单子直接抢下。付磊觉得，不用给别人打工，当自己的“老板”很不错。

前几天，付磊过完了20岁生日，这已是他来北京做外卖骑手的第二个年头。此前，付磊打过6份工——帮工，16岁进电子厂，饭店学徒，放弃厨艺转而去澡堂，最终辗转北京当保安。按时按点上下班成了禁锢，6份工作更换频率维持在一两个月。

2020年新京报智库调查问卷显示，工作时间自由最让外卖骑手满意，占比高达63.58%；其次为收入稳定、收入高，占比达四成左右；门槛低/工作要求技能低也是一大诱惑。

温俊念到高中毕业。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中，不少外卖员初中毕业后便开始外出谋生。调查问卷显示，约四成外卖骑手是初中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5.4%。此外，超六成外卖骑手已经成家立业。

张长林说，对于大多数学历层次较低且有一定家庭负担的男性来说，送外卖可能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份“最好”工作。这也是温俊和付磊踏入这一行业的一大理由。

“1个月挣1万块，房租500块，吃饭商家会给骑手优惠点，一天也就30块，这样下来一个月能攒8000多”。孙志勇的攒钱计划中详细记录着日常开销。而商家对“外卖骑手吃饭八折”，也被他视作“专属温暖”。

今年26岁的孙志勇送外卖已经超过了2年。经常和餐馆老板打交道，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计划能多攒几年钱，再回老家开个小餐馆，结婚生孩子。

拿着不错的收入，骑手们大多有着未来规划。多位骑手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送外卖这份工作，由于缺乏相关保障和“兜底”，很难作为长久的职业选择，只能是人生一个过渡阶段。

“年轻人作为临时工送一阵子外卖还行，长时间干这个以后再想转型很难，还是要学会一项技能”。骑手赵霖正一边送外卖，一边寻找其他“可以挣钱的门路”。

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外卖骑手主要分为专送和众包，基本上不与平台直接签合同，多为第三方公司派遣，且无论专送和众包的外卖骑手都没有五险一金等保障，普遍仅缴纳工伤保险。

去年，众包骑手韩某于外卖配送途中猝死，因未与平台直接签署劳工合同，平台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将灵活就业人员的安全保障推至台前。

“众包的话没人管，几点上班都行。”李兵上午9时才起床，“我们可以随时上下班，没什么打卡罚款的要求，但是超时和提前点送达会罚款”。之所以选择众包模式而不是全职，他表示主要是为了自由，不受约束。

众包模式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人。骑手小天介绍，申请人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有健康证，下载一个蜂鸟众包APP，注册后缴纳99元或者199元押金就可以开始接单。众包正在形成用工大军，有数据显示，目前外卖平台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的占比基本上达到6:4。

“五险一金应该是必需的，全国现在像外卖骑手这种职业的人特别多，干几年后，这些人40-50岁以后怎么办？如果家里人生重病，连钱都掏不起。而且，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很高。”骑手刘花向记者列举一系列担忧。

不同于很多骑手对此“不知情”和不愿意，骑手方段新同样想要社保，也是求一份保障。“很多骑手会认为，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结果一个月扣这么多进了社保账户，不如所有钱直接到手，心里踏实。”方段新称，很多骑手需要见到现金，平台基本都能即时提现。

高虎就是更看重实实在在的收入的一名骑手。“外卖不可能干一辈子，长的三五年，短的一两年。比如说我现在挣1万，交完五险一金可能就剩8千了，但我缴纳五险一金也就这几年，并不会连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认为，“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没有被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所以他们与从业平台之间的关系都是按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从实践来看，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在劳动报酬等方面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工作时间普遍超长；外卖骑手长时间使用交通工具，安全保障成问题；社会保险中，工伤保险不足，未来在医疗和养老方面也会存在问题。”

模式之争：谁来承担保障责任

职业的包容性，使得外卖骑手规模不断扩大。美团财报数据显示，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从2017年的220余万增长至2021年的527万。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称，“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群是平台经济直接从业者、最重要的一线执行人员，可谓平台经济手和脚，如果没有他们，作为大脑的平台运行不起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骑手队伍迅速扩容，只是灵活用工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58同城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灵活就业属于新型弹性用工模式，不管是劳动者时间和数量的灵活、雇佣形式或管理方式的灵活，都降低了“就业”概念的门槛，拓宽了就业范畴，能够吸纳更多劳动者从业。灵活就业为进一步深化大众就业创业提供更多选择。

对此，范围则认为，从就业角度来讲，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形式，扩大了就业容量，发挥了蓄水池作用。从劳动力市场来讲，这部分就业也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效应，因为平台经营者等所承担的税负和社保费用成本较低，间接导致了与正规就业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正规就业领域出现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

灵活用工招聘服务平台青团社创始人兼CEO邓建波告诉贝壳财经记者，灵活用工人员由于工作周期较短，普遍不签订劳务合同，更加容易出现薪资纠纷，且出现纠纷后较难被支持处理。同时在保险上无论是个人购买还是企业购买的流程都较为繁琐，导致购买比例也较低。整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的薪资保障和人身保险保障情况都较为一般。

“类似美团、顺丰等平台能增加就业，让一些人可以接到活，有收入。但类似用工中介平台是为(美团、顺丰)平台服务，其用个体户模式来解决(降低)上游平台的人员用工成本，损害劳动者(骑手)权益的方式是有待探讨的。所谓没有创造任何就业岗位，是指这些财税解决方案平台，而不是指美团和顺丰等。”一位灵活用工中介平台的业内人士也在反思中介模式。

实际上，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争议由来已久。“这些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形式，包括劳动派遣、承包、代理等。劳动关系具有复杂性，平台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也不同，所以目前新就业人群权益保障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李志起提到。

对于灵活用工，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称，广义上其系以标准雇佣之外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配置的用工安排，主要分为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互联网平台用工、传统零工(非全日制用工、兼职、日结、自雇合作)、实习。

互联网平台用工包含的用工形式相对比较复杂，部分平台(及第三方机构)由于较多介入到生产管理中，劳动者对平台(及第三方机构)的从属性较强，存在实质性的劳动关系，但多数平台用工属于劳务/业务承揽关系或“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情形。

“我国灵活就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在劳动关系不分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灵活用工中的社会个体需要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多方面的，比如外卖员，可能需要同时面对平台、商家和顾客三方面的劳动争议，此外在就业安全性和满意度上尚有不足、甚至在就业技能提升上也不能完全自主。”李妍表示。

激活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也要适度分担责任

平台经济崛起，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

“闪送单价高，路程远，比外卖挣得多。”高虎已提出离职，打算去跑闪送，“我每个月能攒个6000元，在北京再干几年，就可以回二三线城市付首付买个房子，娶妻生子。

职业没有归属感往往“劝退”部分从业者。于灵活就业来说，基本保障缺席之外，普遍问题即职业发展路径不明，没有晋升通道。

目前这些关系正在厘清。近年来，相关部门不断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强灵活就业服务，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北京等城市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较为集中的区域正在服务上加码。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2021年9月，北京市总工会推出10项措施，切实维护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此外，去年6月以来，北京市总工会推动京东、美团、滴滴等17家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和顺丰、“三通一达”等14家品牌快递企业全部建立工会组织，累计发展27.4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累计建成9000余家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提供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五项免费保障。

近期，北京市总工会发布了《北京市总工会2022年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织密建强组织体系，确保经营地在京的2021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全部实现建会；坚持维权“向前一步”，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稳定。包括全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密切关注职工诉求3项措施。

李志起认为，灵活就业因为劳动关系结构不一样，所以不能简单将社保全部由平台方来解决，不过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平台方应该引导合作伙伴一同规范就业人群劳动权益。与此同时，新业态具有新特点，需要各方共同来完善相关制度与法律，保障各类就业人群的合法劳动权益。

“从依法治国角度来讲，要适当平衡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的用工成本，不应该因为制度性的原因，导致两种就业形式的用工成本存在太大差别。目前，就业市场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有部分就业人群因为考虑到眼前经济利益，放弃正规就业，从事灵活就业。未来在社会保障领域，灵活就业也要适度分担责任。”范围提到。

在李妍看来，要确保劳动者权益保障，首先是进一步优化劳动法三层调整模式，重构劳动法与民法的功能分工，为灵活用工的健康发展创造更良性和法治的环境；其次，建立灵活用工的职业培训体系，为灵活就业人员开拓更多的职业通道路径；最后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就业保障。

据饿了么副总裁刘歆杨介绍，平台正在全国推广“网约配送员”新业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课程包含配送异常处理、餐箱清洁消毒等，既有线上教学，又有带教实操课，培训通过后还可以领取政府专项补贴。

而2021年下半年，美团宣布推出助力骑手职业发展的“四大举措”，包括美团骑手职业培训与学历深造计划、站长培养计划、骑手转岗计划、骑手线上学习平台等职业发展措施。将为骑手提供全周期、多层次的职业发展路径，主动打破骑手群体既有的职业发展模式，不断拓宽骑手就业和择业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