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吗？”讲了5年《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课程，但每次新学期开课，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于雪，仍会抛出这个问题。

　　几乎每一次，80%以上的学生都会如此选择：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使用效果的好与坏，只取决于使用者。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但很多学生却对此懵懵懂懂。”在这门32学时、2个学分的课程中，于雪用到了案例讲授、角色扮演、课堂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为的是让学生明白：科学研究不仅要有探索创新的勇气和精神，还要有道德的底线、伦理的红线、规则的高压线。

　　这样的声音，将出现在更多的高校课堂上。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

　　呼声：给科技立起伦理防火墙

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于雪发现，原来只考虑如何把一项技术发展得更好的学生，开始思考技术背后应该秉持的价值规范。她经常收到这样的留言：“秉持‘尊重学术道德，坚守伦理底线’的要求，是很有必要的”“科技创新不仅要向上，还要向善”……这位年轻教师意识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进程中，自己埋下了一颗善的种子。

　　参观者在西班牙巴塞罗那2022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在“元宇宙”中体验音乐会。新华社发

科技伦理教育，对很多人来说并不熟悉。但在课堂上，每一个教学案例、每一个价值选择，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处理工业废水是用便宜但会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的技术，还是投入高成本研发绿色化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是否可应用？用电击治疗网瘾是否违背伦理？

“科技伦理教育，就是围绕科技伦理展开的知识传授和相关素养的提升。”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教授李正风告诉记者，科技伦理教育肩负三重使命：一是提升科技伦理意识，增强伦理敏感性和责任感；二是明白有哪些行为规范可依循，守住科学研究的底线；三是具备处理新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能力。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这门原本在不少高校课程表上曾经被忽视的课程，正在变得日益重要。

“迫在眉睫。”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用这四个字形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紧要性，“纵观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融合之道，科技向善一直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特别是随着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机器革命高度融合、叠加推进，人与物理世界的二元空间正朝着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数字信息世界的四元空间转化，颠覆性技术重大突破与科技伦理问题相伴而生。”

面对挑战，不少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科技伦理的理论研究、规则制定等严重滞后于科技创新的发展速度，部分科技人员尚未形成良好的科技伦理自律意识和正确的科技观。李正风发现，以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期刊文献检索系统（PubMed）发文总量作为相对参考值，同期比较近4年中美日三国每万篇英文论文撤稿量，截至2021年6月，中国每万篇论文撤稿量分别是美国的4倍和日本的10倍。

“尤为危险的是，一些科技伦理严重失范事件的始作俑者，被认为是创新带头人，拥有为数众多的拥趸。”李正风说，从这个意义来说，教育是立起伦理防火墙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挑战：缺乏完善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

当前，我国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开展状况怎么样？

记者梳理发现，随着科技伦理事件频频发生，引导高校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建设的政策文件不断完善，很多高校还开设了一定数量的科技伦理教育课程。比如，从2014年9月开始，清华大学就要求研究生必须选修16学时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课程；从2018年开始，《工程伦理》课程成为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

但即便有所探索和积累，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还只能说刚刚起步，远没有形成适合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发现不同高校对待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课程建设的系统性与丰富性等方面存在不平衡、不规范的问题。一些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开展较好，但也受制于认识、师资等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文科高校开设相关课程相对较少，还有一些地方高校没有开设相关课程。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的学生在沙盘教室内调试车辆模型。新华社发

李正风表示，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正面临“三个缺乏”的挑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体系化的课程、规范化的教材。

“目前各高校尽管开设了科技伦理相关的课程，但大多是选修课，开设时随意性比较大，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科技伦理课程体系。比如，某个老师比较重视这个课就开了，某年他因为出国或者其他原因，这个课可能就停了。”李正风还发现，不少学校的相关课程中，教学内容缺乏基本框架，有些课程以介绍西方相关理论为主，还有一些是在介绍比较传统的科技伦理思想。“总体来讲，各个老师传达的伦理立场比较混乱。”

这直接影响到了学生对科技伦理问题的认知。

2018年，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王前曾带领课题组调研了全国几十所理工科高校学生的科技伦理认知情况，结果不容乐观。“比如，在问到‘是否会在科研项目启动前进行风险评估’，只有19.6%的人选择了‘绝对会’；在对待‘科学研究无禁区’的态度上，只有6%的人表示‘完全不赞同’，持赞同倾向的达到60%以上。”王前认为，受访学生在科技伦理意识方面存在着观念错位、认识不均衡、知行不统一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科技伦理教育不够深入、学科地位不高、平台不完善、教学手段不足。

　　举措：科技伦理研究与教学并重

一面是不断增多的科技伦理问题，一面是大学生亟须提升的科技伦理素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呼吁，要做好科技伦理教育，必须大力推进学科建设，“加强学科建设才能有队伍、有平台、有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有资政建言的渠道，有参与复杂伦理问题审查的专家，这样会更有利于科技伦理教育体系自身发展和在国家伦理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

在加强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怎样才能把科技伦理教育课上好、上精彩？不少专家建言献策。

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翟晓梅认为，加强科技伦理教育，一本能够达成共识的教材是开端。她在实践教学中发现，连一些医学伦理学教材里的论证都存在问题，“科技发展如此迅猛，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有张力的，对此如何作出价值判断，如何在实然和应然之间把它解决好，需要一致的判断。如果在各自秉持的定义之下争论，没有共同对话的语境，科技伦理教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将“科研规范与科技伦理”课程设置为全国高校公共必修课，分层次开展“科研规范与科技伦理”教育，这是李正风对于课程建设的思考。

“科技伦理课程在本科阶段的内容主要侧重科学与技术引发的普遍性、基础性伦理问题。在研究生阶段根据专业不同，逐渐设置侧重专业领域的伦理课程。”李正风同时提醒，一定要重视课程的应用属性，多增加情境和案例教学，不要把“科技伦理”讲成“科技伦理学”。

这考验的是授课老师的教学智慧和能力。采访中，不少专家认为，当前科技伦理教育领域的教学科研高水平人才培养任务十分紧迫。

“过去科技伦理课程大多是由人文学科的老师承担，也有部分理工科专业老师参与，但或多或少存在‘两张皮’‘各讲各’的问题。必须解决好科技与伦理深度融合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理工科出身的老师和科技伦理专业老师怎么能够深入交流。”王前说。

此外，还有专家呼吁，在重视教学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科技伦理前沿问题的研究，做好科研与教学之间的转化。

吴朝晖建议：“要发挥高校的学科交叉、人才密集优势开展前瞻性研究，尤其加强对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的伦理探索，及时规避创新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以及伦理挑战。同时，还要推动科技伦理研究和科技伦理教育双向联动，围绕着科技伦理重大议题研讨，并强化科技伦理教学案例、实践课程的开发设计。”

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教育部已经启动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在摸清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家底”之后，重点做好三件事——开金课、推名师、编精品教材。吴岩说：“我们要尽快形成高效务实的科技伦理教育，培养造就更多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伦理意识，能够担当科技伦理责任的时代新人。”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