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我国首个海洋油气生产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化制造基地二期项目正加紧建设，进展顺利。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类社会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普遍应用带来了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和柔性化生产，制造业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和智能化变革
数字化转型指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或重塑生产制造过程。主要是在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等环节，引入数字技术，将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数字信息系统，以虚拟生产引导现实生产。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三个突出特征：一是转型速度逐步加快，涉及行业从电子信息设备制造快速扩展到绝大部分行业；二是转型领域逐步拓展，从销售数字化逐步向生产、研发数字化迈进，2023年底，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约6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9%左右；三是转型空间仍然较大，目前制造业数字化程度远低于服务业，例如，制造业企业中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比例仍远低于住宿餐饮、信息服务、文体娱乐等行业。
网络化协同指利用信息网络打通企业内和企业间边界壁垒的过程。主要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据和业务互联互通，实现设计、生产、服务和管理协同。当前，我国制造业网络化协同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正处于从企业内协同向企业间协同迈进阶段，实现企业内协同的比例超过40%，但企业间协同的比例相对较低；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协同制造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效汇聚设计、制造、运维、供应链等各环节经营主体。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建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270家，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近9000万台（套）。
智能化变革指利用智能机器辅助乃至替代人工进行决策的过程。主要是在生产中引入软硬件系统和算法，以提高决策效率和准确性。当前，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变革处于初期阶段，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以中小企业为智能化变革的生力军，根据《智能制造成熟度指数报告（2022）》，截至2022年末符合国家二级及以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标准的企业达37%，较2020年增长了12个百分点；二是以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为主要模式，前者主要是在不同组装工序中引入智能决策，后者主要是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智能优化；三是以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作为重要载体，按照“十四五”预期目标，到2025年全国将建成5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组织形态趋于扁平化、平台化、生态化
组织结构去中心、扁平化。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活动越来越呈现去中心化趋势，许多产品通过无数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如通过网络协同制造、云制造等方式生产，多中心甚至是去中心成为常态。同时，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响应式生产等，要求制造业企业压缩管理层级，让基层直接面向客户和企业总体目标，建立环境反应敏锐、决策迅速的组织模式。再加上企业管理系统软件等应用，产销数据透明化并实时反馈，生产监督成本大大降低，分层管理的必要性进一步下降。
企业与平台关系逐步强化。万物智能、泛在互联推动了平台的崛起，平台型企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制造业企业与企业间关系也转变为企业与平台间的关系。首先，平台具有网络效应，入驻的制造业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其次，由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工业软件可复制性，平台发展新用户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零成本，能以极低的价格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服务，吸引更多企业集聚。第三，平台间的高转换成本增强了用户黏性，生产技术改造投入和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沉淀，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平台使用客户的稳定性。
产业生态联盟竞争愈发突出。产业联盟是由企业及其利益相关主体组成的联合体，如技术标准联盟、研发合作联盟等。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均是以标准统一、对接畅通、互认互联的产业生态为前提，当前产业联盟逐步迈向产业生态联盟。在此过程中，核心制造企业特别是平台型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智能家电行业，华为、小米、海尔等多个产业生态系统，均是在核心平台型企业基础上发展而来。当产业生态逐步构建以后，市场竞争也从企业间竞争逐渐转变为产业生态联盟间的竞争。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分散和集聚作用并存
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制造业生产方式变化直接影响企业生产布局安排，组织形态变化则通过重塑企业内外部关系影响空间区位选择，综合来看对制造业空间布局同时带来分散和集聚两个不同方向的作用。
布局分散作用主要通过信息匹配、成本控制、虚拟替代三大机制产生。信息匹配方面，生产端在线实时汇总信息提高了企业供应链管理效率，与外部关联企业沟通联系也更紧密，降低了因技术溢出而集聚选址的需求，同时，销售端电子商务、在线市场调研等应用，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降低贴近消费市场开展生产的必要性。成本控制方面，标准化、模块化生产可以提高运输便利性，削减运输成本，降低零部件供应商集聚程度。同时，随着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显著降低了一线生产的劳动力需求，远程办公也使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更有弹性，降低了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依赖。虚拟替代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成本降低，企业对信息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下降，信息港的集聚功能弱化，特别是网络化协同制造趋势下，企业之间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虚拟集聚对实体集聚产生部分替代，虚拟产业园区、虚拟产业集群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反映。
布局集聚作用主要通过信息鸿沟、效率控制、业态融合三大机制产生。信息鸿沟方面，虽然近年来各地区宽带、移动互联网差距明显缩小，但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差距十分明显，同时，智能制造往往还需要软件开发、创意设计等现代服务业与之相配套，这些高端软硬件资源要素往往集中在发达地区和重点城市。效率控制方面，数字化加快了信息交流速度也加剧了时间竞争，为推动自动化生产的高效率与定制化制造的灵活性有效结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往往以核心企业为原点，通过位置上相互靠近来加快生产组织速度，同时，为缩短产品配送时间，减少末端库存，生产企业往往向大城市或交通枢纽城市集聚。业态融合方面，生产的线上线下融合要求企业间创新协同、产能共享和供应链联通，其中隐性知识的传播、原材料和产品的调运，都要求企业位置互相靠近，而消费的线上线下融合则不断衍生新的消费场景和需求，生产布局贴近市场才能更好抓住机遇满足消费需求。
不同空间尺度、行业领域、生产环节的集散作用存在差异
一是大空间尺度分散、小空间尺度集聚。大空间尺度分散主要是指在不同城市、城市群乃至更大范围，这种分散主要是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而实现，例如，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步从北美到日韩再到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部分制造业从都市圈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城市内部制造业去中心化等。而小空间尺度的集聚，主要是指制造业企业向城市内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园区和区域集聚。
二是技术密集型布局分散、劳动密集型布局集聚。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布局的分散作用更为明显，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业对技术创新、知识交流、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比较强，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拓展技术扩散和交流的范围，降低企业毗邻生产的需求。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布局主要起到集聚作用，这是因为数字技术特别是电子商务等线上交易的发展，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使得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尽可能向低成本区域布局建厂。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布局作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行业内企业大都具有原材料依赖性强、设备搬迁难、企业规模大等特点，布局确定后一般很少调整，特别是各类生产设备接入宽带互联网进一步强化位置黏性。
三是非核心生产环节分散、核心生产环节集聚。布局分散程度往往由零部件或生产环节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所决定，越远离核心环节则扩散程度越高，而一些关键性和高附加值的研究与设计活动仍然高度集中。例如，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在创新中心附近聚集，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设计、样本制作、实验性生产以及关键零部件生产逐渐集中，而装配工序生产趋于分散。